改朝换代波涛路|1945台湾独立:日本在台湾最后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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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本“大东亚战争”成为压垮的侵略步日伐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突如其来的“终战”,对日本人来说是始料未及,而对在台湾岛上除日本人外的将近600万原居民来说,还要面对战争结束后是走是留、是成为“新民”还是当汉奸、成为战俘或是战犯等难题。因此,迎接“光复”同时,另外的“选择”也应运而生,一些心有不甘的少壮派日军,甚至企图联合在台协力者(警察合作者)成立“台湾自治委员会”。

担心遭清算的“皇民”

面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过去长期与殖民当局利益相互挂鈎、结合的协力者们,眼见盟军飞机整日在上空盘旋,国民政府的接收官兵迟迟未赴台,“台湾光复”何时会成真还在未定之天。所以他们首先思考的不是准备迎接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而是担忧台湾主权复归中国,过去积极参与“皇民奉公会”、配合总督府压迫台湾同胞的“黑历史”会遭到清算或法律审判。

已故台湾近现代史学者曾健民曾指出,成长于皇民化、军国主义教育下的台湾青壮年阶层,心中早已深植扭曲的中国观,有意无意地蔑称中国为“支那”,连带蔑视中国在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带来的兵燹连天、地方士绅豪强横行的公权力不彰等,要他们欣然迎接台湾光复、改朝换代,自然是千百个不愿意。

1945年10月25日,日军代表安藤利吉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市中山堂)签署降书时,外头挤着大批的市民,争睹这历史性的一刻,欢庆台湾光复。(视觉中国)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在1945年8月的治安报告书中这样记载:“想到重庆政府统治下台湾将面临的混乱,‘本岛人有识层及青壮年层’面对日本战败的冷酷事实……考虑已皇民化的‘本岛’的实际情况,希望建立‘自治’的气氛相当浓厚;更进一步展开独立运动的倾向,也零星可见。”况且当时台湾政权尚在台湾总督府手中,依旧依靠“警察政治”体系维持社会稳定,还拥有尚未解体的二十万日军精锐部队,即使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现实生活也什么都没有改变。于是,这才有了新竹州参议会议员、资本家黄维生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考量当时国际环境、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下,认为“台湾独立”并非不可能,遂向新竹州厅提出允许“独立运动”的申请。

回不去的日本“内地”

战争结束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包括生于日本、长于台湾,以及出生成长都在台湾的日籍人士,无论是军官士兵、官吏、警察、工商业经营者或平民,均已扎根台湾多年,早就脱离了日本本国的社会关系网络,除了在日本本土尚有些亲属,并无资产或事业。

日本战败,大批在台日本人面临“日侨遣送”的问题。然而,日本在战争期间被盟军密集轰炸,其中首都东京受创最深,其余如横滨、名古屋、神户、大阪、那霸、仙台等城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空袭。例如在琦玉县友人家中暂住的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1945年8月14日亲眼目睹熊谷市遭美军B-29轰炸机空袭,“汽油弹则如同鞭炮似地把整个夜晚的天空照亮得如同白昼,而熊谷市一下子就变成一片大废墟”,加上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毁灭式地轰炸,“敌机使用汽油弹的空袭也越来越厉害,于是大家有一种预感,日本将会毁灭到无法东山再起的地步”。

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腾信利。(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在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高雄州潮州郡警察课刑事江藤近听到广播中说了“日本战败”,因担心台湾民众心理动摇,还是强装镇定上街叫喊“日本战胜了!不要担心!”等违心之言;刚入伍的土屋政三虽听不清楚广播内容,但全中队竟一起大喊:“彻底抗战玉碎!”

与军人们的激进不同,盐见俊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朋友们一起听天皇广播战争结束之大诏,感慨无量,唯有泪流不停而已。回首都(东京),车中乘客默而不言,亦听不到悲愤慷忾之言,听了天皇的广播后,觉得非常心痛。而那一种感受是永远忘不了的。今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日本和我自己也将会遭遇一段长久的苦难日子。”他认为,“作为战争的直接执行者,日本所有军人都失业,为数一千万人的军需企业员工,亦几乎失业,一千五百万人失业、缺粮一千五百万石,这两个问题将决定日本今后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之动向。”

“台湾独立”胎死腹中

台湾共产党前领导人苏新表示,日本投降时,在台日军主战派(少壮派)认为,驻台日本第十方面军尚有二十万大军,未在战争中消耗,且保存大量精良装备与军粮,完全有能力与中国军队在台打上几仗,因此必须要抗拒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积极游说这些协力者实现“台湾自治(独立)”,声称二十万军队可以作为“自治”的后盾。

不过,在台日军司令部参谋长谏山春树向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建议抗拒盟军上岸并做本岛决战的准备遭拒后,转而谋划由台籍士绅出面,用“民族自决”、“台湾自治”的名义行拒降之实。于是日本陆军少佐中宫悟郎、牧泽义夫等人拟定了“台湾自治方案”,邀集台湾皇民奉公会实践部长辜振甫、贵族院议员许丙、板桥林家成员林熊祥、小说家徐坤泉、总督府评议会员简朗山等三十多名“御用绅士”,密谋成立由日本人主持的“台湾自治委员会”,且内定雾峰林家的林献堂为主任委员,林熊祥为副委员长、辜振甫出任总务部长、许丙任顾问,其余委员还有杨肇嘉、罗万俥、陈炘等人。

不过,辜振甫洞察日本军官的别有用心,实则欲把台湾再次带向无际的战火中,遂立即拜会安藤利吉告知此事。此时安藤利吉重申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且军人听从天皇之命,不会同意或允许少数军人的冲动行为,已经加以制止,并要求在场的许丙将这些话传达给地方人士知晓,以安抚人心。至于安藤利吉为何没有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翻盘”的机会呢?他于8月24日在《台湾新报》发表《时局急变与本岛的今后》文章称,针对“台湾自治(独立)运动”,不论采取怎样的方式,绝对是禁止的,因为它不仅会使台湾岛加倍受难,还会让日本帝国陷于危难中。以大局来看,当时盟军已规划好陆续进驻日本本土,即使“台湾自治(独立)”成真,终究也是难以为继、无力回天。为期一周多的“台湾自治方案”,最终在台湾士绅不支持、台湾总督明确反对下,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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