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波涛路|1945台湾寻路:红星照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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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之后的乱局,很快浇灭了台湾人的热情。首先是日本战败前在台超额发行银行券,埋下恶性通货膨胀的祸根;接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失措又恶化了经济形势,仅1945年至1950年间的台湾年均物价上涨率便高达676.1%,各省均有米粮短缺现象同样冲击台湾,滥发金圆券致使热钱在台湾忽涌忽撤,这些都让台湾人将经济失序的病因归咎至国民政府身上。此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光复初期留用日本人的政策也招致台湾人不满,加上接收官员常有贪污事件发生,也使得原本期盼祖国带来繁荣前景的台湾人失望,讥评国民政府官员“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中饱私囊,最终酿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事件平定后,部分台湾人遂将建设台湾、建设全中国的希望转而投射至中共所领导的“红色祖国”。

还有一个共产党

1946年中共党员蔡孝乾奉中共命令赴台发展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这给了许多台湾人新的反抗渠道。比如在烟酒公卖局里发展中共支部的林丽南斩钉截铁地称:“我努力找寻方法,想要解救台湾的现况,但是,要解救台湾,就需要力量,还需要组织,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台湾解救出来最快的一条路,就只有大陆的毛泽东而已。”

还有1948年加入省工委的陈明忠亦说道:“国民党不代表祖国,对国民党不满和对中国不满是两回事,所以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以国民党为代表),把新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才会有希望,台湾才会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我就加入了地下组织。”故陈明忠加入共产党后积极散发传单,一度奉命至山区拉拢原住民试图组成延安式的游击基地,但在1950年与1976年两度遭捕,在牢狱中度过大半生。

台湾电影《返校》取材于基隆中学案主角钟浩东,他是个原本寄望国民政府全心抗日、却在目睹其腐化后不得不转变思想的人物。当时钟浩东选择加入共产党,并在基隆中学秘密成立支部,再扩大为基隆市工委,并通过发传单、传播《光明报》与读书会的形式吸收战友。不幸的是,1949年台湾国防部保密局通过中共党员王明德的口供,一举破获包含基隆市工委在内的众多校园支部,钟浩东等多人遭逮并被枪决。身为钟浩东狱友的陈明忠回忆称,钟浩东临刑前还唱起了《幌马车之歌》,正是因为这份无畏,让陈明忠也下定决心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奋进。

1947年2月28日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图为二二八事件当天台北火车站前的动乱场面。(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松山第六机厂技术员吴声润,认为“当时的共产党比起国民党,更让人觉得清廉、公义,有纪律,更可以带给百姓幸福”,且“在那种被歧视、被虐待,感到祖国无望论之失望心情下台湾要往哪里走呢?有血性正义感的台湾人猛然觉醒,认为必须走其他的道路才能拯救台湾,战后世界潮流使年轻人有左倾思想,在这样情况下,我和(傅)庆华曾读过马克思(Karl Marx)、毛泽东的书,认为社会主义路线也许是台湾要走的路”,因此加入台北市工委所发展的机厂支部。该支部想利用鼓动工人提高工资,藉此发起反抗,1950年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获,书记傅庆华等人被判处死刑,吴声润亦被判刑十二年。

赴大陆投身革命

即便台湾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屡遭重挫,也仍有台湾人加入左翼战线投身反抗国民党。曾热切欢迎国军登陆台湾的张克辉自承“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的我,几天之内失去了崇拜的偶像,感到前途茫茫”后,“我和几位同学在孔子庙里讨论人生的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当时我就认为应该到大陆去求学,以便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张克辉瞒着家人偷偷报考厦门大学,在亲眼目睹国军在强势美军面前的软弱,终于1948年加入共产党。

另一批早在抗战初起便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青年,如吴思汉、吴克泰等人,俱因看尽国民党的堕落而转投共产党。吴克泰回忆:“我左思右想,我是走错了路吗?今后的中国就是这样吗?而我们故乡台湾又会怎样呢?开始了解到中国大地上除了国民党的势力外,还有强大的民主势力存在。”在历经波折后吴克泰秘密加入中共,并返台与蔡孝乾等人暗中组织群众,钟浩东便是在吴克泰的吸收下加入共产党。

吴克泰还亲身往返上海与台湾,负责中共华东局与台湾的联系。就在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前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身为台湾省代表的吴克泰原本准备在赴会后再返台继续工作,没料到此后两岸分治,导致他再也回不去那方宝岛,就此栖居于大陆,1983年后,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职务,直至1997年才被允许返台。

翻转命运的向往

除了知识分子与工商阶级之外,农民更是地下党试图团结的生力军。譬如1952年爆发的“鹿窟基地案”,数百名从事农务或挖矿的鹿窟村民几乎全是省工委成功争取到的游击队员,《义勇军进行曲》与《国际歌》在村里秘密传唱。尽管最后基地败露,国民党派遣大军攻下村落,台湾社会后来将此案视为“白色恐怖”的冤案典型,受难者李石城等人曾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事隔多年后受难者才纷纷改口,坦承昔日确实怀有反抗政府的念头。

1998年10月16日,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右)在北京与台湾彰化的老同乡、大陆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大陆海协会顾问张克辉话家常。(中央社)

比如被判刑十二年的陈皆得曾经声称,“以前我们讲,根本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是半夜有陌生人来,要你盖手印,说你盖了就可以分土地,我们就傻傻盖下去。听起来,我们很傻,实际上,傻的是听我们说的人哟!作田的,对土地真计较,为了田租常计较半天,哪可能相信‘盖手印就分田地’这种好康的事。”村长陈启旺等人亦因认同共产党的理念,投入训练游击队行列。这代表当年其实有不少鹿窟村民并非受骗加入共产党或遭诬陷,而是真切期望中共“解放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翻转孤苦农工命运。

尽管以中共地下党为代表的左翼势力,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遭到国民党发动的白色恐怖的肃清,但躲过死刑的政治犯们反而在牢狱里强化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例如陈明忠说自己是在绿岛才开始真正研读马克思主义(Marxism),并戏称“监狱成了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而这些寂寥的左翼之火,是在当代台湾遭忽略与曲解最深的失落环节。在冷战后被编入反共前哨的台湾,当下或许很难想像中共地下党曾在台湾吸引不少人献身,但这段历史也反映台湾脱离日本殖民地后,重新回到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之中,台湾人对于自身处境所做出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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