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军通报里的“团团伙伙”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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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中共公检法系统多年的正部级人物傅政华落马(10月2日)之前,其前“同事”,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双开”。中纪委对后者在进行了17个月调查后所出具的通报中称“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舆论认为,这部分措辞可以作为观察孙力军案的重要部分。

孙力军落马后,中共政法系统前后有近十位副部级官员被查,其中重庆原公安局长邓恢林、上海原公安局长龚道安、山西原公安厅长刘新云和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都被指“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中纪委在经过数月甚至十几个月的调查审查之后,给出的“团团伙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说法通报,在这些官员背后他们所参与的“团团伙伙”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伙?对于这些已经位于副省部级的中共政法官员,尤其是落马范围、被查量级都非常之高的公安部来说,他们结成团团伙伙的目的又是什么?

根据中国使用量最高的百度词条释义,“团团伙伙”是在利益集团内部,掌权者为了私利而抱团合伙。中共党媒在2015年曾刊登关于落马官员“政治纪律”的案例,其中对“团团伙伙”的释纪是“团团伙伙”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江湖帮派文化的产物。搞团团伙伙在相互的称兄道弟、抱团扎堆中滋生腐败,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其结成的“团团伙伙”,不仅成为不法分子和不正之风的保护伞,更为“塌方式腐败”的形成埋下祸根。

“团团伙伙”在中国古代有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其中以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争最为典型,在东林党与阉党两个大利益集团的斗争中,东林党依靠同乡、同年、同门以及信仰基础所组成的团体,与以魏忠贤为核心的宦官以及齐党、浙党联合起来的阉党,在皇位继承人、统治方针政策等问题上互相攻讦,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打击异己,党政所造成的混乱与内耗甚至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祸源之一。

在依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构中,政法系统是最典型的“国家暴力机关”,属于中共所说的“刀把子”性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它应该扮演好自己有利于政权建设的角色,不应该有不正当的部门或私人经济利益,就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百年的“七一讲话”中说的,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不会被自身特殊利益追求所限,在这点上,会区别于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警察与司法权力时常成为代表资本力量的打手,为资本看家护院,形成了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冲突。

但是中共政法系统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部门,是一个在拱卫政治安全之余又深度介入社会矛盾的部门。在过去多年,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认识到,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政法系统与官员也开始追逐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了利益最大化并形成保护机制,他们互相进行利益交换,公器私用,通过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活动,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或本身就成为了黑恶势力。

2017年在中国大陆热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就讲述了一个以同出“汉东大学”为利益团体的政法团伙。(VCG)

从分辖管理上看,政法看似是相互独立且各自为政,但其实内部稳定且相对封闭。在中国高校的政法学院,学生在求学期间就被教导要牢记“三同”理论(同学、同乡、同事)。尽管中共政法改革导向是打造现代化政法队伍,摒弃封建人身依附,但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中仍存在习惯依赖人情关系运转的基因。例如那些同出一门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这种同门之谊也会借助日常的同学会、校庆等场合勾兑升温为一种利益置换或者圈层保护。由中国最高检组织创作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所描述的“汉大帮”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同学”关系所组织的一个“团团伙伙”。在这样团伙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此外,之于公检法这样的强制机构来说,他们在共事过程中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更容易形成超越一般同事关系的战斗友谊。例如相隔两月被查的邓恢林与龚道安,一个是重庆市公安局长,一个是上海市公安局长,但两人同出湖北公安系统,且后来又在中共中央政法系统相遇。两人的先后落马也被认为是在彼此的工作交集时出了问题。

在中共政法系统的反腐案例中,以周永康腐败案中,其庞大的利益集团内部所牵涉的团伙最为明显。以周永康为核心,围绕在他身旁的以贾晓烨(周永康之妻)、周滨(周永康之子)等人组成的亲属系,以中共中央政法委原秘书长周本顺、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曾任中国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冀文林等组成的政法系,以中国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组成的石油系。

周永康在把持中共政法系统多年,以他为核心内部形成若干个团团伙伙,在周永康落马前后,有关于石油系、四川系、政法系的官员纷纷落马。(中国央视视频截图)

在庞大的利益集团内部,一些人热衷于挤入这样的团团伙伙政治上的野心肯定是有的。例如河北省原政法委书记张越便是利用同为央视主持人的第二任妻子与贾晓烨的闺蜜之情攀上周永康,完成其从北京公安局长助理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部二十六局局长的仕途转变。再如10月12日刚被逮捕的王立科在此前的通报中就被指“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大搞政治投机、攀附贴靠”,对孙力军的通报,措辞更为严厉,直指其“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当然,除了政治上的野心之外,经济上的野心同样也不能低估。这些落马被指“参与团团伙伙”的政法官员无不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孙力军被指“大肆卖官鬻爵长期收受大量贵重物品” “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王立科被指“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刚刚热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就曾讲述过,黑恶势力在“保护伞”纵容下控制一方经济活动,大到地产,利用团伙关系违规套取土地资源,小到菜市,成为菜霸。

剧中,“团团伙伙”有下游的黑恶打手,也有高级别的官员,现实亦然。不过这几位政法官员的通报措辞也有不同。对王立科、邓恢林、龚道安、刘新云等人的描述均是“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对孙力军的表述则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

孙力军之后,其“团团伙伙”是会有更多的下游人物被牵出,还是会有更大的风暴不得而知。不过,在孙力军被双开、傅政华落马后的10月9日,中国公安部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称,当前,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这个重中之重。

从2020年7月开始试点的中共政法教育整顿现已进入第二阶段,也即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共中央政法单位和省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的教育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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