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顾清扬|避免重蹈苏共覆辙 习时代“历史决议”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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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围绕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决议”已经有不少猜测的声音,批评者认定这份决议定然无法与毛时代、邓时代的历史决议相媲美,加之决议本身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言外之意是此一决议侧重于总结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故而不会如前两份决议一样因直面重大“历史问题”而产生振聋发聩、拨乱反正的效果。待3.6万余字的决议全文公之于众后,虽然官方主动呈明了此决议与前两份决议的不同,以及为何将侧重点落在2012年之后,但还是在防火墙外引发一轮批评声浪。批评者一如既往地认定,此份决议最主要的意旨不过是“两个确立”,也即: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

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共百年以来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两个确立”之外,此份决议蕴含着怎样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多维新闻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长期关注中共发展和中国治理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经过四天的闭门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全文3.6万余字,这是继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虽然官方已经解释了为何此份决议更多着墨于2012年之后,但外界仍然认为这是为巩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酝酿二十大的连任而推出的决议。您怎么评价这份决议的分量和现实意义?

顾清扬:这个决议在出炉之前已经有很多议论和猜测,全文公布之后,我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决议出台的背景是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大转折时期,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中国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目前则转向了更加综合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阶段。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制造新的问题和争论,而是凝聚共识,为转型提供新的动力。

具体来说,首先此份决议不像外界猜测的会比较激进,比如对文革的肯定,对邓小平的否定等,而是总体上对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采取了沿袭和继承的态度,这和前两份决议很不一样,前两份决议都是在历史关头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拨乱反正,这次没有采取拨乱,而是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并贯通了过去百年的各个时期。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凝聚起走向未来的力量,把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塑造成辉煌的历史。虽然此一过程中也有一些错误,但总体上是肯定的,这有利于在未来进一步强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完成未来的重要使命。试想一下,如果总是不断对前任进行抨击或纠错,就说明这个党有问题,老是出错,还怎么团结大众?

其次,该决议基本上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了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叙述和评价。尤其是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不足的地方,认可和继承了邓时代的历史决议,反映了一种历史事实,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界的猜疑,避免了新的混乱。

最后,虽然决议是总结百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但目的还是面向未来的,所以着重评述十八大以来的情况,也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很重要的风格,就是不断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纲领性、引导性的方向。这就是我对这份决议三方面的感受。

多维:如您所说,中共是很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一个政党,其实这份决议不仅从自身的历史中总结经验,也很大程度反思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虽然决议中只提了一句,且是作为八九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呈现的。今年正好是苏联解体30周年,我们回看苏共偌大一个党最终灭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继承出了问题,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不断在否定前任,长此以往,不仅危及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也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巨大混乱,最终便是亡党亡国。

顾清扬:你这个观察非常到位,实际上苏联解体的时候,我正好是年轻教师,我们那个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参加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等方面的讨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1994年之后有了比较好的发展,部分要归功于当时苏联解体带来的教训。如果没有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会像后来那么注重检讨党的路线,以及注重大方向的把握。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的剖析,据我了解中共方面专门组织了很多人力去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也为后来的创新和实践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作为前苏联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争议。(VCG)

具体谈到苏共当时的做法,确实如你所说,苏共在后期不断在思想方面摇摆,最主要的表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最终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内失去了信心,执政党总是对前任进行猛烈的否定,以至于苏共党员和苏联国民认为,这个党总是犯巨大的错误,这个党是不成熟的,不是伟大的、正确的,这直接损害了党的形象;二是让国际社会有机可乘,进行和平演变,我们从后来历史档案可以看出,当时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幕后的操控是非常严重的。

从这次决议来看,中国共产党把握了这一点,尽量对党的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述,而不是采取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使党的发展有延续性,使党整体上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今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过去百年的历史采取这样的态度,有效地避免出现类似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内部混乱和外部的混乱。

多维:在决议中,很大篇幅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成就,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方面。在您看来,十八大以来中共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而成就的背后,您认为最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又是什么?

顾清扬:十八大之后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转向了一个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综合性发展模式,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统筹在一起,这是国家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因此影响GDP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是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积聚能量,这是必要的。

其次,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有了重大改变。2012年之前,当时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党的软弱和松散,政府工作力量不够,腐败丛生等等。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重塑国家治理体系,也是抓到了关键,在治理体系中强调了执政党的作用,这是特别突出的,执政党回到了核心的地位,统领一切。这方面我是比较认可的,这么大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阶段,没有一个好的治理体系,这个国家没办法走向成熟,更没办法解决这些矛盾。

最后我认为比较大的成绩,是解决了一些深水区的问题,一些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一些过去想解决又不敢触碰的问题,比如反腐败可以刑上常委,打掉周永康、薄熙来这样的大人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得中共的党风和廉政建设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更有战斗力,更有凝聚力,民众对这方面也是比较满意的。

以上三方面的成就之外,问题方面也很多,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治理能力有待大力加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今天的中国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不再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阶段,而是一个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阶段,可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其次,十八大以来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或者叫做强调集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怎么处理好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挥好地方积极性、主动性,以及与促进各行各业创新能力释放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平衡把握的,目前来看这方面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从严治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方面已经做的不错了,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官员们谨小慎微,不敢主动有所作为,不敢创新,这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有提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现在仍然存在这个问题。

最后是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问题。现在强调集中领导,地方上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宁可左一点,层层加码,最后导致政策和战略出现极大的扭曲,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

多维:在决议中,也对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概括为“十个坚持”,也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对于这十个坚持,您怎么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十个坚持”是邓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升级版?

顾清扬:可以把这“十个坚持”看做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升级版,但同时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时代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它在当时起到了政策纲领和总体原则的作用。这次决议提到的“十个坚持”不完全是一个纲领,还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提升,总结提升之后也会成为未来的指导原则,从这个层面来看,它比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完善。

比如胸怀天下,实际上是国际主义;再比如敢于斗争,既敢于对内斗争,也敢于在国际上展开斗争;还有统一战线,既可以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也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等。总体来说,“十个坚持”更加综合了,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更自信了,更自信地坚持以自己探索出来的有效方式走自己的道路。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进一步明确了毛邓习的断代。(Reuters)

多维:决议在回顾中共百年历史后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共百年历史的意义,不仅之于中共自身、马克思主义(Marxism)、中国人民、中国国运和中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您一直研究中共和中国的治理问题,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治理会否是中国冲破“民主霸权”、扩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大重要抓手?

顾清扬:中国共产党跟其他政党的不同,我理解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政党。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世界很多的政党,特别是西方的政党,政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的,每个政党都是为了自身的执政来强调基于自身政党利益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执政百年来,还是想把民族复兴作为己任,并作为不断努力的目标。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因为这样,所以一旦偏离了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革新、自我革命,其他政党往往是因为有反对派的倒逼和挑战,才会对党进行革新。

至于你说的治理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冲破西方世界的“民主霸权”,我是这样理解的:一方面,中国的治理模式确实是了不起的创新和实践,这一套治理体系,跟西方社会显然是不同的,跟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样,因此是一个创新,一种独特的方式,这为全世界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和借鉴,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这样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可能打破或是颠覆西方民主国家的体系,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对中国来说,也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的模式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而只是提供了一种中国方案,供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参考、借鉴。

多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和平崛起时,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理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中,对于今天中国的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和高昂的爱国主义您怎么看?会不会导向李光耀生前所说的“不稳定”?

顾清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很不一样的,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足以让中国人产生自豪感,这是有道理的。但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是中国屈辱的百年,这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所以当中国逐步摆脱屈辱走向繁荣复兴的时候,产生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同时这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资源。

但凡事必须有度。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内向型发展的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参与了WTO,但其实并没有正式走向世界,经商游学、文化交流及投资活动等,都是很有限度的。今天的中国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将会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国,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这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就不能继续按照过去的思维模式来考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必须要考虑到怎么适应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角色变化,尤其是将成为世界领先大国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过去中国可能会更多考虑怎么推动经济发展,怎么为国家摆脱贫困服务,但是未来应该更加考虑到国际义务和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跟世界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理解世界的文化和各国人民的需求,而不能够过分的强调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应该把民族主义跟世界大同,爱国主义跟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立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贡献中国的力量。所以中国官方要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要进行适当的引导,避免走向极端化,更不能成为中国和外界交流以及中国履行自身国际义务的障碍。现在确实有人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表示担心和忧虑,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提醒中国必须要带有一种国际观、世界观来考虑中国内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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