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民主”剑指美国 中共发起意识形态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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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于2021年12月9日至10日邀请部分国家举办首届所谓“民主峰会”,中国新闻办公室选择在12月4日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阐述中共新近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又被简称为“全过程民主”,于此之前正在中国政界和媒体里得到密集宣传,对外系统尤其是不厌其烦。就在白皮书发表次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批判性分析美国民主制度。

一时之间,中美两国摆出了争抢“民主”意识形态高地,并要把对方定义为“非民主国家”或描述成“民主状况恶劣”的架势。然而,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轻车熟路,中国此番有关“民主”的声张,效果仍待观察。

早有准备的“全过程民主”

中国此番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的举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更长的时间脉络。2019年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的说法。自此之后,“民主”逐渐成为中国政界和媒体的一个高频词。

有港媒认为,“全过程民主”的论述体现了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林尚立的思路。林尚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即使如此,中共政策理论的出台都会经过系统性的研究、把关和决策过程,“全过程民主”如今已经形成一套逻辑自恰的理论体系,被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可以说已是一种集体智慧的产物。

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市考察时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说法。(新华社)

“自由”与“民主”,曾是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期间各自高举的一面旗帜,待到苏联解体,美国也从苏联手中接过了“民主”的旗帜,进而形成新的一套被宣传为仅属于美国等少数国家的较高等级的意识形态特征。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之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是被西方敌视的国家,则往往会被打上“不民主”的标签。“不民主”甚至会成为美国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与发动战争的借口。

对中国“不民主”的批判声势,与中美关系状况存在明显相关性。近年两国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政界和媒体不约而同地抬高了指责中国“不民主”的声调。此番美国邀请多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却将中国排除在外之举,便被普遍认为有针对中国之意。

而中国在此之前就酝酿出了一套主打“民主”的新的话语体系,似乎是对美方所为早有准备。当然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不断增加的国力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中国执政者与民众对本国政治制度的自信,并有勇气在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优势的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向西方发起反击。

其实,“民主”与“自由”都只是一种远离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抽象理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唯一的、永恒的民主制度样式。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些用以展现“民主”的制度设计,但是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是千差万别。

中国优势未必在于“民主”

由于国际舆论话语权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民主不民主的评判标准长期以来也是由西方来认定。中国选择于此时挑战西方认定民主国家的权威,其实际效用仍然有待观察。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区别甚大,一个重要差异是中国拥有较为强势的、拥有主导性角色的政党(政府)。这种形式没有美国的大规模选举程序显得更有民主色彩。因此中国的“民主”叙事,未必能比西方更有说服力。

尽管正如《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所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这也是中共提出的“全过程民主”所强调的有别于美国等西方民主之处。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1949年依靠民众的力量取得全国性政权,其实正是一次民主的结果。而在中共执政70年后,将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打造成令如今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令美国深感忌惮的国家,可以说也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即这一执政党的负责与作为。

曾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际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噪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年大幅修改了其政治论述,将核心话语从“自由民主”切换为“国家能力”,并对美国的混乱局面与政治衰败深感失望,感叹美国政治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福山的“国家能力”一语,与中共在中国政治制度里的主导地位颇有相通之处,而与“民主”没有太多关联。

因此,中共能够领导中国崛起的特殊之处未必在于“民主”,而是在于如何能够做到负责担当、领导水平、自我约束、有错则改,以及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因为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为所欲为。当然,中国民众对中共比西方更加间接、宽泛的支持、参与、监督乃至威慑,确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方式。

有说法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民主”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与其与美国争夺“民主”话语权,不如继续加大力气巩固好自身的治理,以结果来评论中美两国的制度效果。近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发生后中国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更为有效的应对,即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证明。

总而言之,一方面,在“民主”的话题上,中国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很难改变西方在国际舆论场里对中国不民主的意识形态认定;另一方面,中国还是应当聚焦于自身,发挥自己体制优势,在治理层面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造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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