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全球民主大辩论是人民民主与霸权民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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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至10日,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在华盛顿举办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民主大辩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称,这一场全球民主大辩论的本质不是民主与专制之争,而是人民民主与霸权民主之争。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

2021年12月是全球“民主辩论月”,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和美国的民主峰会是两大主角。从贸易战到民主战,从高科技卡脖子到软实力卡脖子,其逻辑主线正是拜登所谓的“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而其政治本质则在于美国的“霸权保卫战”。由于美国享受霸权红利久矣,对霸权形成高度依赖,无法接受向“正常国家”的历史性回归。中国的民主论辩所追求的并非霸权,而是反霸权,是与美国作为两个“正常国家”建立相互平等和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追求霸权等级关系,中国追求主权平等关系,这里的是非本来清晰明了。然而作为美国霸权体系的一部分,民主话语权操控于美国之手,竟可以凌驾主权、平等、不干预、相互尊重、和平发展等核心价值之上,而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整合盟友体系及巩固全球霸权的“软实力武器”。

这一场全球民主大辩论的本质不是民主与专制之争,而是人民民主与霸权民主之争。正由于美国发起争辩的动机在于孤立中国和巩固霸权,而不是进行民主学理、制度与实践的真诚“经验交流”——这属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已经转向“遏制”——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进步,故所谓民主峰会更像是“胁迫”各国对美国民主霸权的再确认和承担共同维护的义务。这里的“民主”不是具体的制度和理性,而是美国的霸权“护身符”。这就从源头和整体氛围上决定了这一场全球民主大辩论更像是一种“意气之争”,而不是“理性竞争”。

如果这就是拜登所谓的“战略竞争”,则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余地,而是一种基于民主霸权的霸凌行为,是“新冷战”的一个变种。美国率先发难,意气在先,中国属于“民主自卫”,难免相应催生几分激烈论辩的“意气”。相互的激烈“怒怼”,多少削弱了这场民主大辩论的理论层次和理性化深度,且对辩论成果造成消极影响。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很难期待这种带有“群殴”和“骂战”特征的民主大辩论能够产生心平气和的理性成果。

但这种全球范围内由中美为主角的民主大辩论仍然是有意义的,尽管直接对话与相互理解的余地很小,但可以教育各自国民并为中国民主的原则和路线赢得国际社会展示度。这场“民主擂台赛”,重在参赛和坚持,而不在共识和妥协,更没有绝对的胜负。

中美围绕民主的价值与制度之争及其全球性影响的激烈竞争,必然是一种“持久战”,是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典型特征。美式民主的霸权自负和效能缺陷将一如既往,但中国民主不能停步于“论辩”,不能满足于揭露他人之短,而是要走出一条理论自信且“知行合一”的道路,在不断开阔的人民民主权利行使与制度实践过程中追求“更优质民主”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从贸易战到民主战:美国遏制政策的深化

民主大辩论,拜登擅长,特朗普不擅长。拜登与特朗普有许多分歧,甚至可能在2024年再决雌雄,但在遏制中国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差异。2016年特朗普上台,是政坛“黑马”。他成功地将美国“红脖子州”的锈带底层愤怒与美国鹰派精英势力的“中国威胁”恐惧感有效整合起来,形成了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改变了尼克松依赖的“接触政策”。时任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堪称“新铁幕演说”,是特朗普主义的政策成果。

这一对华政策的结构转型,是转回了尼克松之前的“老路”上,具有“新冷战”的性质和风险性。但中国并没有回到尼克松之前的“老路”,而是坚持改革开放、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路线,紧紧拥抱和实践现代性范畴的平等、民主、自由、和平、发展等核心价值,并叠加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民生主义,展现出一种价值观上的综合主义和制度实践上的理性主义取向。

比较而言,中国当下的整体气质,更接近于美国建国之初的开放、包容、综合与创新精神,而美国当下的精神氛围,则类似于晚期罗马的保守、排斥、原旨化和固步自封,并带有透支霸权红利的蛮横、腐败与无可救药的虚荣和虚弱。

特朗普擅长“贸易战”,轻视“民主战”,有自身背景、思想渊源和独立反思的理由:

其一,特朗普出生商人背景,“交易的艺术”是其人生信条,他希望炫耀给国人和世人的是其如何“巧取豪夺”而令中国成为利益上的“冤大头”,特朗普追求的是封杀中国的经济优势和榨取中国的发展红利;

其二,特朗普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察中,对于民主党“建制派”虚伪的民主教条以及“接触政策”的虚荣虚妄本质深有反思和反感,不愿沾染其“空谈误国”的弊害并一次次辜负美国底层选民;

其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一种美国建国早期反联邦党人之“州权优先”思想的放大版,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与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民主全球化”思想及其联邦党人野心存在规范性冲突;

其四,特朗普主义糅合了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具有“硬实力”战争性质的贸易战直接威胁中国关键产业和关键利益群体,逼迫中国签署类似“美墨加协议”的、接近于中美第二个《望厦条约》的一揽子贸易协议,并建立针对中国国家经济行为的美式“监管”(总督)机制,剥夺中国的经济主权。

特朗普话糙理不糙,人粗心不粗,如果按照其贸易战路线严格执行下去,中国的经济主权和发展利益所受侵害程度绝不会低。但特朗普主义遭遇了严重的内外政治失败:

其一,中国坚决的经济主权抵抗和贸易战层面的正当维权,顶住了特朗普主义最激烈的关税战和科技战,并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020年1月15日)中实现了阶段性平衡战果,特朗普的“贸易战速决”策略落空;

其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打乱了中美贸易谈判的推进计划,美国疫情失控和内部冲突加剧破坏了特朗普政府的既定议程,中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层面赢得决定性优势,谈判立场更加从容自信,特朗普贸易战霸凌的余地越来越小;

其三,美国“泛建制”阵营强烈和强大的反特朗普运动,以及2020年底特朗普败选和选举过程煽动行为的“千夫所指”,造成特朗普丧失政治权力和道德资本,特朗普主义遭受严重的政治挫败。

拜登胜选之初,有人曾乐观估计中美关系回暖,这是缺乏历史经验和战略判断力的短视。拜登主义虽有“奥巴马民主党路线”的基本价值观和操作方法,但形势比人强,他首先是美国总统,其次才是民主党人,故其施政路线必须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首要,并受到特朗普主义已经形塑之“新冷战”意识形态的限制和约束,很难加以简单抛弃和另起炉灶。经过长达半年的利益精算和政策评估,拜登主义最终走向了一种“特朗普+”,是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深化而绝不是回调。

拜登对华发动的“民主战”是其擅长的方面,动用的是美国软实力的支柱及核心要素,其主要战略考量和目标在于:

其一,民主是美国软实力体系中最强大的价值元素和制度模式,以美国最强的武器打击中国,是一种非对称的文化战争,可以为美国带来极大的道德收益和霸权红利,拜登的“民主战速决”与特朗普的“贸易战速决”的核心逻辑相似;

其二,民主是美国整合盟友体系的强大“精神紧箍咒”,以民主为区分标准对盟友体系进行再分类和再纪律化,巩固美国作为全球民主霸权国的地位,并强加民主协同行动的义务给参与峰会的各国,形成“民主反华统一战线”;

其三,以民主作为全球产业链安全体系重构的标识码,建立民主国家之间的新产业标准和贸易规则,对中国等标签为“非民主”的国家进行产业链的歧视和排斥,这是拜登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美之争:民主的有无还是优劣?

在中美的民主大辩论中,“意气之争”的表现比比皆是。在美国方面,一方面宣称此次争辩是美国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之争,粗暴否定中国民主的存在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在挑选“民主峰会”受邀请名单时实行双重标准,以对美国忠诚有用而不是民主发展程度为标准,不能服众。

比如未被邀请的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就对“民主峰会”的公正性和包容性严重质疑,并行使了“成员否决权”阻止欧盟整体参与峰会声明的联署。再比如俄罗斯以非常尖锐和犀利的方式,批评美式“民主峰会”是反民主的集会。

中国方面,12月4日宪法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12月5日发布了《美国民主情况》白皮书,从自我辩护和论辩揭露两个层面展开民主话语权斗争,并得到诸多国家、团体和意见领袖人士的肯定与加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要由人民评价和国际社会共同评价,西方民主是选举时民主和非选举时为奴,等等——这些成为在全球空间迅速传播和热议的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样式。

在这些热议“中国民主”的各式话语中,出现了严重的观念对立和彻底否定的倾向:美国对中国民主直接加以否定,以“专制”加以标签化,完全老套,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具有政治泄愤性质;为中国辩护的某些话语也存在简单否定美国民主的倾向,如认定美国是金钱政治而没有“民主”,以及美国民主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和扭曲,美国民主背后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这些是美国民主异化的典型现象,但是否等同于美国民主不再起作用,在远离激烈论辩的冷静时刻尚需审慎判定。

这些相互标签化与污名化的民主论辩和指控,基本上无法“还口”,也无法“还手”,大体陷入了各自“独白”的模式。作为民主的隔空论辩甚至羞辱性论辩,这是一种技战法,甚至有时还颇为解渴和奏效。但作为理解民主和优化民主的制度交流和实践,这种相互标签化则有着对民主价值本身的损害和误导。

美国民主存在诸多缺陷和异化,在解决和回应其国内平等问题、人权问题以及节制美国霸权方面,显示出低能低效化的失灵倾向,中国外交部发布的《美国民主情况》对此有事实和数据的支撑。但美国无论是学理、制度还是实践上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是一个按照西方标准成立的民主国家。

我们不必将美国民主贬低为“不存在”,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我们完整认知和实践民主。我们反对的始终是美国民主霸权,而不是美国民主所呈现的民主经验本身。我们完全可以依据学理和事实,指出美国民主的具体弊端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呼吁美国在民主议题上保持谦逊以及尊重不同国家的民主道路,着力解决美国民主自身的问题,为世界各国探索民主进步提供真实管用的民主经验,而不是民主霸权和民主意识形态。中国可以大度地邀请美国成为一个自我节制、去霸权化并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负责任的民主大国”。中国今后举办“全球民主峰会”,是可以包容性邀请美国参加的。

与美国民主的异化和霸权化不同,中国民主具有饱满的理想体系和不断进步的实践体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加以整合性表达。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承认民主在西方雅典的古典起源,也承认中国古典的“民本”具有民主的朴素内涵和因素。民本者,以民为本,抓住了民主的根本,将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中国式民主的根本伦理和规范根基。

中国的民主论述特别凸显“人民民主”,将人民对所有民主过程的参与、理解和共同接受,作为衡量民主质量和发展程度的规范标准,从而对西方民主的“选举中心主义”及其寡头精英控制机制形成对话、论辩和批判,暴露出西方民主的片面性和利益集团化,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完整性谱系和价值根基。

中国民主在理想性上呈现出如下核心特征:其一,全民有序参与,体现民主的广泛代表性和人民主体地位,不允许个别阶层与利益集团的民主操纵和利益捆绑;

其二,全过程民主权利,即在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五个基本方面予以充分赋权和保障;

其三,实效主义的民主检验论,即民主优劣不是以选举形式为准,也不是民主话语权的自我炫耀,而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具体检验以及国际社会的公正评价,在这方面中国民主通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而在国内与国际范畴作出实效,赢得认同。

在民主的实践体系上,中国民主白皮书从中国民主的制度形式、实践环节、效果评价与全球性影响方面加以细致论述,对中国民主的价值基础、制度原理和实践样式加以体系性解释和说明。当然,中国民主的理想性体系与实践体系之间也并非没有落差,民主权利的法律记载、政治承诺与现实转化之间必然存在时差和缝隙,这是各国民主实践的常态。中国民主需要进一步完成的任务是:如何以民主白皮书作为新时代人民民主的规范承诺和实践纲领,在中国宪法秩序的根本法指引下,做到人民民主的“知行合一”,做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名实相符。

当然,从美国立场来看,中国民主白皮书的有关自我解释与说明难以被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一,中国的崛起尚未构成美国所承认的“大国霸权”,中国的民主形态无法被美国“平视”和认同;其二,中国民主的背景规范和文化基础不同于西方,美国理解中国民主存在“文化极限”和无法克服的“东方主义”歧视性偏见。

从美国民主史来看,美国是依靠民主增进霸权,又通过霸权传播民主,将民主标准化和单一化,并形成了挑战美国民主就是挑战美国霸权的思维定势。美国霸权对民主观念的依赖已经无可辩解和分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美国从中国民主话语的自信表达和实践中看出的不是“民主”在不同文化和体制下的差异性成长,不是催生一种民主生态多样化的道德喜悦,而是对中国民主“霸权化”前景和挑战性的深刻恐惧。

美国的民主逻辑就是霸权思维的一部分,即民主只有美国标准,中国可以崛起,但不能夺用“民主”的神主牌,否则美国失去的就不是具体的霸权利益,而是美国文化的根本自信与魅力。美国深刻意识到了“民主”、“霸权”与“文化领导权”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美国不会承认中国民主的资格和存在性,美国只能接受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承认。至少在目前的实力对比下,这是美国国家性格的主导元素。

除了以“霸权”认知和捍卫“民主”之外,美国对中国民主的歧视性和误解,还来自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层面。中国民主模式是“两个结合”的特定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民主的规范性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主义的全体人自由观和共同体伦理;其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的具体民主实践;其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民本主义、民生主义、天下大同等关于民主与和谐秩序的文明智慧。

不能平等尊重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不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具体民主实践及其制度体系加以“同情的理解”和“温情与敬意”,造成了美国对中国民主规范基础和制度演变方向的严重低估、错判和错误认知。美国应当借此大辩论机遇重新认知中国民主和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民主具有领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才能寻找到与中国民主相互理解和平等沟通的必要知识接口和话语框架。

面向未来:民主的理性竞争与知行合一

中美民主的全球大辩论,从理论路数上看,有“卢梭主义”和“联邦党人主义”的思想史身影,又叠加了中美两国各自复杂的历史、文明与制度经验的特色,其理论内涵和论辩性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可以为人类民主理论发展和制度更新作出探索和贡献。只是这种民主论辩夹杂了霸权维护和国家利益斗争,使得理论的冷静内涵和规范理路无法完整呈现和有机互动。这种政治大辩论的特色在于:辩论很热闹,辩论也很寂寞。

这次全球民主大辩论,“意气”盛,“看客”多,是21世纪全球秩序“东升西降”的一个分水岭事件。无论辩论如何怒气冲天,尘土飞扬,甚至血雨腥风,对美国民主而言只是“霸权保卫战”,形式上是攻,实质上是守;而对中国民主而言,则属于严格的“身份正名战”,形式上是守,实质上是攻。从此,“中国民主”的自我意识在美国激发和挑战下开始逐渐自觉和清醒,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制度和中国未来影响力的一个合法存在的有效概念。美国主观上否定中国的民主资格,但客观上与中国民主“打擂台”而确证了中国民主的存在性及其世界地位。这是拜登“民主峰会”的意外结果。

“民主峰会”参与者众多,但阵营划分意义并不凸显,“反华”联盟的可持续性也颇为存疑:

其一,不能根据美国邀请与否和各国参加与否作为评断各国民主程度的标准,这只是一次美国主办的民主聚会,是一次确认和摸底,而不是正式的结盟仪式;

其二,参与民主峰会的许多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紧密的经贸关系以及国际事务范畴的合作关系,无法与美国形成真正牢不可破、进退一致的“新冷战同盟”,甚至可能出现会后即“冷场”的走过场效应;

其三,未参加民主峰会的国家也不代表就是中国的队友或盟友,中国也不宜简单根据参会与否重新划分敌友;

其四,民主峰会的国际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美国对参会国如果缺乏后续的利益输送、纪律约束和惩戒机制,就难以形成所谓的“民主产业链”,也不会形成“民主反华统一战线”。

但无论美国民主峰会本身及其后如何操作(比如对未参会国进行“民主制裁”),都带有“新冷战”和分裂世界的破坏性,对全球和平稳定与全球化发展都是负面因素。如果美国只是“民主秀”以及满足各国“民主来朝”的政治虚荣心,其实质危害尚且可控,但如果强制参会各国实际履行“反华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义务和责任,就不仅是复杂难行的,更是危害深重的。

事实上,由于美苏冷战的历史记忆和严重破坏性并未消逝和飘远,美国的许多盟友选择归入美国体系的根本动机在于远离冷战和冲突,而绝不是重返冷战战场和脱钩、断裂的“去全球化”低谷。民主峰会场面宏大,奉承之声响彻云霄,拜登政府如痴如醉,但死心塌地追随美国走向“新冷战”的盟友会非常有限,且将承受中国反制的极大痛苦以及地缘政治的巨大风险,并在国内民主政治中经历严重的分裂斗争和风波,其国内民主秩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必然受到冲击。物极必反,如果中美民主的大辩论能够促进参会各国民主理性与国际责任的回归,或许也会是一件好事。

对中国民主而言,这次大辩论或许是国民教育和民主体系化的历史性机遇和再出发的动员时刻:

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承载着中国民主文化和制度的最丰富的内涵和空间,基于自我总结和论辩而催生的民主白皮书,正好成为“论辩”之后中国民主行动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权威指南,推动中国民主体系形成更为坚实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将中国民主体系承诺的完整民主权利在法治保障下转化为民主事实,具体赋权于中国人民;

其二,民主作为中国宪法精神秩序的一环,获得政治再确认和实践上的清晰理路,民主在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引导和保障下走上规范发展的稳健道路,为中国探索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其三,民主辩论对中国民主和美国民主的直接对比和论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民主”之国民教育和国民认同的提升,以及展现了“中国民主”的完整、规范、可观、可期的正面形象,是“中国民主”体系性成长的一个观念里程碑;

其四,中国民主的体系性、层次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责任伦理性得到系统阐释,对现实的民主运行产生一定的评判和指导作用,并激发民众的民主参与热情和信心,这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自主和自足发展是良好契机;

其五,中国民主本身具有包容整合的学习理性和吸纳理性,在民主大辩论中可以更好地认清西方民主的利与弊,择其精要而习之,其不精要而舍之,以我为主吞下对方的“养分”,长成自己的“肉身”,中国要有比美国更开放自信的民主心智,吸纳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从而实现中国民主体系的有机统一和茁壮成长。民主大辩论的结果应当是民主心智的开放而不是闭锁,这或许是中国民主进一步成长和体系化的生机所在。

总之,中美关系经由贸易战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拜登政府的“民主战”是拿出了压箱底的“制度核弹”对中国进行“天下围攻”,其本质与民主无关,而是美国的“霸权保卫战”。中国展开了坚决的理论斗争和制度斗争,以中国民主白皮书和美国民主情况报告,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完整地为“中国民主”正名、辩护及合法性论证,试图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体系的主LOGO,与美国的“选举中心主义”的民主模式展开长期的价值和制度竞争。

真正的民主理性竞争不应当停留于“论辩”和言辞,而需要做到“知行合一”,需要在赋权本国人民、完善民主程序、推动民主参与和定型民主体系层面做持续而实在的自我建设功夫,如此才能不负所言,不负人民。民主的理性竞争和多元民主样式的常态化共存,以及各自民主体系的自我批评与改进,是中美两国都无法摆脱的民主政治考验。这场长期化的“民主考验”,是中美关系结构变迁及世界体系权力转移、规则秩序重构的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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