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科博士:花费逾2500万的西安一码通,为何两次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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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西安疫情防控过程中,因为西安一码通接连两次出现崩溃,既一度令西安全员核酸检测进程迟滞,又给西安大量民众的出行、进出公众场合和小区带来不便。

《中国新闻周刊》在《拷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一文中写道:“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这确实令人费解。

要知道,西安可是中国西北第一大城市和常住人口高达1295万的国家中心城市,多年以来,西安的科教实力都稳居中国前列,人才云集。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今次西安防控疫情的关键时刻,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竟然连一个早已是中国各个城市日常出行标配的健康码系统都维持不好,短短十多天内,连续两次出现崩溃。如果说第一次崩溃是因为未能预料到那么多人同时使用一码通,尚且有情有可原之处,那为何在问题已经出现后,不去及时补救,竟让一码通出现第二次崩溃?

在舆论一片质疑下,1月5日凌晨,西安市发布官方通告,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因履职不力,停职检查。西安官方的处理还算及时,但其实如果当初西安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能够用心解决问题,何至于此?与此同时,西安市政府官网的一份文件“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汇总)2020年度部门决算”在网络上传开。据这份文件的信息显示:“‘一码通’平台建设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全年预算数2583.22万元(人民币,下同),执行数2583.2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换言之,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2020年在一码通项目上投入资金高达2583.22万元,自评得分100分,理应可以满足防疫需求,但遗憾的是,竟然在关键时刻给西安防疫拖后腿。为什么会这样?西安一码通问题出在哪里?一个西安一码通项目,需要这么多资金吗?为了回答这一专业问题,本文采访了一位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博士文和。以下是采访全文。

多维:作为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理工科博士,恰好西安封城期间你就在西安,你可以先简单谈谈这次西安一码通两次出现故障的情况。

文和:第一次遇到西安一码通崩溃时大家都在排队做核酸检测,突然一码通就无法访问了。当时所有人只好停下来等待系统恢复。由于检测停了下来,也导致在检测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不知道系统什么时候能恢复,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焦躁的情绪几乎传染了每一个人。

第二次一码通崩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但是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已经没有人在核酸检测点聚集等待,而是都回到家中等待系统恢复。

多维:因为一码通涉及专业的技术问题,外行人大多不了解,想请问你的是,西安一码通是一个技术很复杂很有难度的项目吗?为何短时间内接连两次出现崩溃?

文和:一码通是一个没有多少技术难度的项目,只需要两、三名高手,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一般情况下,一个十人上下的普通软件开发小组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开发阶段基本不会遇到问题。

第一次崩溃时,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发布的原因是说因为访问量突然增大十倍,使得系统崩溃了。综合已公开的各种报道来看,很有可能是当初系统部署时服务器的架构有缺陷,突然增加的访问量耗尽了服务器的资源,使得系统崩溃掉了。

我举个例子,就像是去食堂打饭,服务器是打饭师父,每一个用户就是来吃饭的人,而食堂里的筷子、餐盘、碗碟等就是服务器的资源。原本食堂一次来的人不多,进来每人都能用餐盘端着自己的碗筷、碟子去打饭,吃完了就把东西放回餐具回收区,食堂洗干净了给后面来的人用。

结果有一天食堂突然一下来了很多人,大家进门就先去拿餐具,因为人太多了,有的人只拿到了餐盘,有的人只拿到了筷子,有的人只拿到了碗碟,而打饭的师父是一个十分古板的人,不是用餐盘端着全套餐具的人来,他就不搭理。而吃不到饭的人也就没办法去餐具回收区归还用过的餐具,所以餐具也就很快被耗尽了,没有新餐具给后来进食堂的人,食堂餐具循环使用的系统也就崩溃了。

第一次系统崩溃后,经过半天的修复,一码通恢复正常。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到居然还会有第二次崩溃,在第一次发生访问量激增的问题之后,第二次系统崩溃时西安市的小区已经都开始按楼号安排分批前往核酸检测点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一码通崩溃时一大群人同一时间往核酸检测点聚集了,访问量不会比第一次崩溃时大。为什么还能在修复了一次后过了这么多天再崩溃一次,我也想不明白。

在西安曲江风景线小区,两名志愿者在跨年夜的核酸检测工作结束后取暖。(新华社)

多维:根据西安市政府官网的一份文件“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汇总)2020年度部门决算”显示,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2020年在一码通项目上投入资金高达2583.22万元,请问这个合理吗?

文和:这些资金如果运用得当,那么不应该出现一码通崩溃两次的现象。

我们可以做个比喻,每一个市民的一码通数据就是一栋大楼里的居民。数据居民们住的地方就是存储数据的硬盘。大楼门口有一个传达室,当用户查询一码通信息的时候,就是先到这个传达室,告诉传达室要找几单元几层几号里住的谁,然后传达室转达之后,数据居民就从传达室的大门里走出来与来查询的用户交流。那么传达室要是工作效率不行,一下子来查询的人太多,都挤到了传达室门口,自然会造成后面来的查询用户被挤得连传达室的大门都看不见,更不用说跟数据居民交流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那就要提高传达室的效率。决定传达室效率的有两点,第一是传达室里的人是不是精干,如果找个树懒当接待员,那查询的人要等到天荒地老了;第二是要看传达室一次能接待多少人,能同时接待的人越多,自然效率就越高。

网络服务器就像是传达室里的工作人员,服务器性能越好,效率越高。比较顶级的企业用型的128核UPC数据库服务器一台的租金在15万到20万左右一年;决定能同时接待人数的是服务器租用的网络带宽,200兆每秒的固定带宽,一年的租金优惠前是18.87万,传输一部10个G的蓝光电影一分钟都用不了。而数据居民住的硬盘房子最便宜,500GB的高速云盘每年租金只要2100元。

一码通本身的体量并不大,占的网络带宽也很小,我不清楚2583.22万花到了哪里,如果其中的零头583.22万实打实地拿来开发一码通系统,租用服务器和带宽,支付平常维护服务器的各项开支,那么我很难想象会在那么短时间内出现一码通崩溃两次的现象。

多维:查阅网上资料可以发现,已经被停职检查的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刘军,1980年出生,曾任西安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正处级)、西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和阎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是一位宣传官员,常年与宣传打交道,并非常年在技术领域耕耘的技术官员,让他来主管大数据资源管理局,似乎有些不太匹配。

文和:这位刘局长的简历我也看过,他是一位政工干部。不过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的差距,就像是学科分类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距一样,完全是两个方向。

我们的政府目前可能对数据的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数据的潜在价值。这一点很多企业是走在了政府的前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很多互联网公司在搞用户画像,搞广告精准投放,还有各种视频、文字等信息平台搞的算法推送等等,都是在掌握数据后对用户进行的精细化管理。比如爱看美食节目的人,平台给你推送外卖信息,餐厅团购折扣等;喜欢搜索旅游攻略的人,平台给你推送旅行社广告和网红景点门票等等。

我们现在也经常说要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搞精细化管理,而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就是能精准、快速的汇集各种数据,并从中发现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就拿这次西安市给市民送爱心菜来说吧,初衷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市民家里储备还很充足,有些市民可能已经断粮了,有些市民家里有厨房能做饭,有些市民,尤其是城中村和群租房里的非本地户籍居民可能没有锅碗瓢盆。那么这些菜应该先给哪些家庭送?给哪些居民应该送饭而不是送菜?一股脑闷着头送,事倍功半。

如果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能够在平时就与街道办和社区实现数据对接,那么市政府完全可以及时掌握情况,精准的把物资优先送给最需要的人,那么这次送爱心菜完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经过此事后,希望我们能有实实在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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