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 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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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

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

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

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

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是关系土耳其生死存亡的问题。

——凯末尔

宣礼塔是我们的剑,

穹顶是我们的头盔,

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

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

——埃尔多安

在西方眼里,伟大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军相比于该国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存在:凯末尔将军是武勋赫赫的开国英雄,埃尔多安属于玩弄阴谋的野心家;凯末尔将军是个崇尚世俗文明的伟大政治家,埃尔多安则是个试图恢复宗教统治的投机者。在不同修饰词的掩盖下,凯末尔将军似乎与埃尔多安完全分割成永无交集的平行者。

极度西化的凯末尔,与对宗教情有独钟的埃尔多安,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相比于以上不同点,凯末尔与埃尔多安其实有着更多相同的地方。

埃尔多安独裁的倾向招致西方国家一致抵制(图源:VCG)

两者同样善于玩弄权术:在建立大国民议会的过程中,凯末尔分化麻痹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的权谋给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独有偶,在挫败土耳其强大军队世俗集团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政治技巧堪称典范。

两者同样冷酷无情:在推行西化改革的过程中,凯末尔制订了极其严厉的世俗法律,并不惜大规模处决反抗的阿訇和宗教顽徒;与之类似,在挫败军事政变的过程中,埃尔多安趁机大规模清洗国内军队、教育和法律系统的潜在反抗者。

两者同样蔑视国际规则或者礼仪:凯末尔将军不但视西方强国的要挟为无物,而且还曾经无礼地命令埃及大使脱掉象征伊斯兰的圆礼帽;相应的是,埃尔多安不但敢于攻击俄罗斯战机,围攻美军基地,还敢于当面让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难堪。

类似的还不止于此:凯末尔曾经残忍地背叛过布尔什维克的友谊,埃尔多安也曾尽可能地无情压榨德国人的善意;他们都标榜追求民主,却更喜欢用独裁的手段处理问题。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凯末尔还是埃尔多安,他们本质上都是狂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也是大多数土耳其民众眼里的英雄。

事实上,无论是凯末尔,还是埃尔多安,他们都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灵魂的结晶,而两者对待伊斯兰教泾渭分明的态度,不过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投影。

在凯末尔诞生的时代,世界盛行的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彼时代,强大的民族屠灭弱小者是正当的,先进的国家瓜分落后者是合法的。种族灭绝属于优胜劣汰,族群奴役乃是上帝法则: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列强就毫不怜悯地摧残着落后的伊斯兰土耳其帝国,尽情瓜分她每一寸领土和财富;比利时刚果殖民当局捕捉并奴役当地黑人充当采胶工,并对完不成任务者施以砍手甚至处决;英国殖民者则用大炮处决印度反抗者。那个时代的战争,并不存在对敌方平民的怜悯和弱者文明的尊重。

彼时代,一切落后的文明或者弱小的民族,为了在列强刺刀的威胁下生存,都在进行着激进的改革,并不惜彻底否则自身。因为,任何失败都能以借口掩饰,唯独战争的失败除外;任何现实需求都可以通过宗教的鸦片来弥补,除了生存的需求除外——战争和灭绝已经点明了落后者的命运:不改革,即毁灭。

为此,中国的朝廷不惜否定绵延千年的科举;日本的天皇敢于裁撤传承百世的封臣;伊朗的礼萨汗则用马靴践踏了高贵的清真寺。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无情地剔除着任何不能适应时代的文化和制度糟粕,并以最快的速度推进着人类文明的全面现代化。

作为残酷战争的亲历者,凯末尔将军比任何人都清楚,世俗科技的骇人威力和宗教人员的夸夸奇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是德国人的克虏伯大炮,而不是清规戒律,帮助土耳其人抵挡着盟军的入侵;在艰难卫国战争中,是普鲁士式的指挥体系和训练手法,而非教义,保卫着土耳其的人民。

就像土耳其国父自己所言,他愈是经历战争,便愈能体会到宗教对土耳其的桎梏;他愈是了解战争,便愈发厌憎传统的无能和虚伪;他愈是接触文明,便愈要消除土耳其的腐朽和没落。而虎视眈眈的列强和唯力是视的国际规则,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土耳其的国父,迫使他进行激进的改革,以求得民族的一片生存之土:美国人灭绝印第安人(至少7000万人死难)、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波兰人屠杀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乌斯塔沙屠杀塞尔维亚人、切尼特克屠杀克罗地亚人等等。

西方国家抵制土耳其外交人员的做法引起土民众强烈不满(图源:VCG)

因此,凯末尔将军对宗教的厌憎,与其说是对西方文明的仰慕,不如说是弱肉强食国际规则下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西方的多元文化和左翼思潮的兴起,原始的部落文化取得了与信息技术文明不分伯仲的平等地位。落后者不再遭遇淘汰,弱小者不再面临杀戮——左翼思潮和多元文化犹如一层牢固的锡纸,阻碍了大自然法则的正常运行,使得没落的陋习挣脱了时代的沉积岩,轻松生存下来。而原旨化的宗教则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如同在古老的中世纪所展示的那样,再次展现出强者的雄风。

当生存不再面临威胁,当宗教成为强者的象征,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回归自身所属的宗教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毕竟,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又会否定自身?而埃尔多安试图恢复伊斯兰国家的努力,又何尝不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多元思潮背景下自我认同的心声?土耳其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时代的规则。

当成千上万的土耳其爱国民众高喊着”真主至大“的时候,观察家就应该意识到,毁灭世俗土耳其的,从来就不是埃尔多安,而是达尔文法则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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