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北京之外 中国的地下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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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中国乡村社会需要自己的救世主(图源:VCG)

北京时间2月8日前后,“中央一号文件”单行本已经出版下发。这也意味着北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总体策略开始进入运转状态。这一计划中已明确强调“农村宗教活动”属于“乡村振兴”计划中“建设平安乡村”的管制范畴,当北京和梵蒂冈正在传出“建交”的迹象时,很多分析人士会下意识的将其与中国的五大宗教挂钩,并加以考量。

但在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圈子里,很多人就圈出要点,强调政府主要是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更暗示外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地下社会”其“信仰”状态的光怪陆离。毕竟,中国乡间的“基督教”或类似的宗教场合往往有一种传统“淫祠”风格。当下中国乡村基层环境下的特殊“宗教”世界也出现了近乎于“地下宗教战争”般的乱相。而这种乱象的根源很有可能是宗教本身难以解决的。

最熟悉的陌生角落

在中国,农村是个很多人容易忽视但却客观存在的巨大空间。随着中国政府于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固然趋于消解,但这恰恰让乡村的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在压力消失后浮上了水面。农民的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问题也随之聚合,困扰中国各界至今。对这种问题,城市里的教徒或者教会往往影响有限。

在学术界看来,中国的乡村一直存在着植根本土的多元民间信仰传统。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它们还以民俗宗教、民间宗教或传承信仰等方式在中国各地农村扮演着族权、神权的维护者身份。这一系列信仰本身和中国流传的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也有着出发点的差异。

当五大宗教以“修身”为号召时,民间信仰就显出了极为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色彩:除去庇佑信众之外,它们也存在着较高的融合或混乱程度。毕竟,当中国主流文化之一的“中国禅”是释道儒三教混合时,民间信仰也就不太可能有较为单一的文化结构。

1949年后,中共已对包括传统民间信仰在内的秘密结社、民间宗教等都予以限制,大陆环境下的民间信仰就逐渐回归到了民俗学和民间游艺的范围内。中国乡村的基层社会也在中共组织掌控之下。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农村青壮年在8、90年代后的逐渐流失,以及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消解和重建,当中共基层体系在乡村逐渐缺位时,原先被压制的、具备一定生命力的乡村宗教体系也就结束了蛰伏状态,其混乱和无序也就再次出现于外界眼中。

当西方世界曾瞩目于河北保定、廊坊等地区数十万“地下天主教徒”时,很多观察家恐怕也得注意到不少中国乡村的信众并非只是虔诚信主。中国的农民对于宗教信仰的要求包括有求必应、风调雨顺。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典型莫过于在传统天主教“教区”陕西汉中,当地农民已经把明清之际前去当地传教的神父方德望(Edennele Fevre)视为有降龙伏虎法力的神仙,进而按土地庙形制修建了“方爷庙”,并不时焚香上供,以求“方爷”救拔。这种中西混合的道统就很能说明问题。

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动已经让中国农村变的无所适从(图源:VCG)

有求必应的救世主

很显然,对于中国乡村的居民来说,信什么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这份诚心能不能帮到自己,如果可以,那么都信一下也不是问题:因为见庙就进,见佛就拜在中国已经是一种礼貌。

美国学者张彦(Ian Johnson)在《天主教在中国为何停滞不前》指出,很多中国乡村中老年人“有自己的问题。许多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受过很多挫折,没法自己解决”,这其中的很多人就要么信佛,要么信天主。而很多人就在拜天主的时候用了中国式的三牲香炉。

就目前局面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正在成为人们主要追求的目标。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动,使社会各界许多人为了追逐自身利益而各行其事,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宗教领域时,它们在乡就会有更为夸张的折射。以至于比起信仰有明确规章的宗教,中国人更倾向于缺什么神就随便造一个。

这种无章可循的民间信仰在吸收了五大正统宗教的特征后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性,因此变得更有传播力度。中国历朝历代都在打击民间信仰,把它归结为“淫祀”。但这种信仰恰恰最有生命力。势力也远远超过了佛教和基督教等正统宗教。

在村村有祖师、处处有牌位的福建省,该地正式登记的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在21世纪初只有40多个,而10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却有400多个。至于在民间传说丰富的浙江省,该省在2013年统计时,也发现全省民间信仰庙宇计有33,678处之多,其中金、温地区就有近14,000处。当这些场所有往往集中在乡村时,中国的乡村宗教就因此动辄“异端”横行了。

就目前来说,中国宗教领域存在失控现象,某些地区、某些宗教的寺庙发展失控,滥建寺庙、乱收僧尼、私办经文学校的现象突出;少数宗教教职人员干预基层行政、司法、国民教育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当正规宗教失控之际,民间宗教乱建乱修小庙,非宗教单位搞所谓“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引发的乱象就可以理解了。以至于乱建寺庙、建露天大佛竟一度成风。

说到底,中国民间信仰和传统宗教最大的差别在于,相对于晦涩的教义和繁琐的教会流程,百姓清楚地知道民间信仰的用处:拜神是有求于神,神要给人办事。传统宗教在这一点上能做的就相当有限,以至于宗教人士也期待政府出手管制。而碎片化的中国乡村社会恐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加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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