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相求新 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次改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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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在政治制度、经济关系、所有制及人身自由等方面都做出了改变。早前的4月,朝鲜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意味着国家战略已从"核经并进"转为经济建设优先。这两个最保守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改革倾向和举措,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抛弃苏联模式,抛弃革命主义路线,向着发展和开放看齐。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现存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其中,中国、越南和老挝都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最近几年,这几个国家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并在不同程度展开了二次改革。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都在进行重要转向,一轮新的改革浪潮正在悄然来临。

今年4月迪亚斯·卡内尔(左)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告别“卡斯特罗”时代(图源:新华社)

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次改革浪潮

7月21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对宪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次日,会议批准了新宪法草案。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古巴会举行这次草案的全民公投。这次修宪确立了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和任期规定,国务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上台时必须少于60岁,每届五年,最多可连任一次,同时将设立总理(权责尚不明确)。新草案也保障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承认了自由市场,个体经济和外来资本将受到承认与保护,但仍将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此外,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相关条款被放弃,古巴的目标将是建立"繁荣且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国家。自此为止,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实际已经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被放弃。

三个月前,在朝鲜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金正恩(KimJong-un)表示朝鲜的"核武器兵器化完结得到了检验",朝鲜将终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核力量和经济建设并举路线的任务已经完成,朝鲜今后将把"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新的战略路线。金正恩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的一系列进展也可以视为朝鲜在为新路线打下良好的外部基础:和韩国结束战争状态,和美国建立新型关系,并进行无核化将有望去除给朝鲜带来巨大压力的经济制裁。

几年前,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实行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上加快转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加大支持创新,巩固国有经济的同时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政治上加强依法治国,主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进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提高治理能力。十九大之后也在文化、民生、生态、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宣布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表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掀起了二次改革开放的序幕。

2006年,越共十大明确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后"革新开放"愈加深化。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正在向议会民主、选举政治的西方民主制度靠拢。2017年,越南正在酝酿新一轮政治系统革新,有意学习英、德等国的政治体制,总理兼任党首,向内阁制转变。越南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投资、出口与消费成为了拉动GDP的三驾马车。2016年发布的《2016-2020经济结构调整规划草案》中,越南政府提出了2016-2020年经济结构调整三大目标:保障合理的经济增长以及稳定宏观经济,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及形成自主、有活力的国民经济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从政策层面上保障了越南经济持续改革开放的稳定性。

老挝近年在经济发展上面借鉴了越南和中国的经验。2012年老挝加入了WTO,国家的经济总量有了迅速增长,2017年经济增长率为6.83%,贫困率也在逐步下降。2017年年内,老挝人民革命党分别召开了十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决定继续扩大和深化革新开放。财政部制订了"老挝至2025年国有企业改革战略(草案)",拟对国有企业实施改革,减少国有企业数量,推动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时,老挝还努力吸引外资并改善营商环境。

国际局势在变,世界的主题也在变。从"布拉格之春"到"苏东剧变",上述五国已经见证了两轮社会国家改革浪潮,也经历了许多对于自身体制的挑战,但适应当下的国际环境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改变。这次五国的改革是应形势所需,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次改革浪潮。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次改革浪潮

自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奉行的都是源自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但长期下去,这种模式和体制不光在苏联遇到困境,而且给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造成了困扰。因此,为了摆脱困境,以更适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进行过两轮比较大规模的改革浪潮。由于改革的探索更多时候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故两轮改革浪潮均走了不少弯路,有成功亦有失败,为今天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镜鉴。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图源:VCG)

第一次是50--60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端并开始改革,但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只流于表面,改革的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他对斯大林个人及政策的批判促使东欧国家开始尝试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

南斯拉夫第一个对苏联模式发起了挑战,1950年,南斯拉夫议会通过《工人自治法令》,此后又通过一系列法案加大了工人和企业的自治权限,但国家仍然对经济实施严格控制。在政治上,国内的自由派的势力逐渐扩大,与以铁托(Josip Tito)为首的传统派陷入了长久的争论。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开始了改革的尝试,相继出现了"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但都遭到了苏联的干涉和反对。

波兰七中全会之后,围绕经济、政治体制的革新,党政干部更换的必要性等问题,党内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这遭到了苏共的强烈反对。但经过波共的顽强斗争,波苏之间取得了妥协,支持民族独立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任总书记,提出了革新路线和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匈牙利,纳吉·伊姆雷(Imre Nagy)实施的"新方针"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但由于苏联的干预这项政策被迫中断。之后,匈牙利政策倒退,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群众对匈牙利当局照搬"苏联"模式和推行极左路线极为不满,爆发了示威,而苏军赶来镇压,与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

在捷克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并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联对捷进行了武装干涉。

在中国,起初也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但接踵而至的大跃进、反右、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这一探索逐步走向反面,极左主义的路线使中国陷入了灾难与不幸。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图源:VCG)

第二次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浪潮最突出的案例也许是中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方针之后在越南和老挝也得到了认同,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改革浪潮。

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它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导地位的口号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次是依靠市场实现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次是实行对外开放,开展经济合作,建立经济特区,最大限度吸引外商投资,并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最后是改革分配制度,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同时实施按资分配,激发生产积极性。

与此同时,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成为苏共总书记,面对不断衰退的经济形势和汹汹而来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选择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这一改革目标推行的是在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私有化",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戈尔巴乔夫不再干预东欧各国的改革,并鼓励和要求东欧各国领导人按照他的"新思维"去进行改革。

除罗马尼亚以外,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在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条件下的自由选举中失败了,因而失去了政权。东欧共产党在失去政权后大都程度不同地蜕变为社会党,回归资本主义,东欧也重新回到了欧洲的怀抱。

朝鲜和古巴在苏东剧变后不仅受到了政治上的冲击,更在经济上陷入绝境。先前它们依靠和苏联东欧的经贸往来,以及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这些伴随着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这两个国家长期处在美国及其同盟的封锁之中,因此在美国的敌视和压力下求得生存就成为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来临时,难以自足的经济现状使它们恐惧西方的和平演变,强大的外部压力也令它们很难放开手脚进行重大革新。

三次改革浪潮的特征

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内外部的危机和压力,社会主义改革也是同样。这三次改革浪潮的动力各不相同,在实践上也有很大区别,其结果和历史地位也就有了较大差异。

第一次改革缺乏理论和经验,是探索阶段。其一,民族主义在各国的回归推动了各国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50年代到6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有一种明显的诉求,就是要摆脱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人民对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十分厌恶,而经济状况又每况愈下,这使得民族主义在东欧得以回归。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南斯拉夫的铁托、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纳吉、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以及中国纷纷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各国的改革缺乏理论支撑和实践验证,受制于制度与意识形态。改革缺乏理论创新与实际经验,只破不立。首先改革思路不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瞻前顾后;其次是在共产主义信仰式微之时,没有及时提供新的精神支持,令社会陷入了精神混乱;最后是改革超出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人民对改革抱着极高的期望,但没有章法的瞎折腾令他们怨声四起,使得社会情况进一步恶化。

此外这一轮改革也都没有真正触及根本制度,而只是在政策层面进行了变动,根本不足以解决各国面临的难题。意识形态也给改革套上了枷锁,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革新难以获得支持。

其三,国外的干涉给改革施加了很大阻力。对苏联的反抗在南斯拉夫造成了政治对抗,在波兰是群众暴动,在匈牙利是流血冲突,在捷克斯洛伐克则引发了武装入侵。中苏也因为赫鲁晓夫上任以后的改革而据传出现分歧,彼此抨击,恶化了双边关系,最终中苏分裂,两国险些开战。

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越南(图源:Getty)

第二次改革对体制进行了反思,并开始借鉴西方,是推进阶段。一是发展经济成为了改革的重要动因。在长久的无所作为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国家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期,与西方的距离不断拉大。在中国,长期的错误路线造成了深重的人为灾难,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在越南和老挝,国家陷入赤贫,两国的GDP在世界是倒数。经济状况的严峻性使广大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坚定决心,通过改革来达成自我救赎。

二是改革将矛头对准了制度本身,广度和深度远超以往。这次浪潮中,各国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完善的。从广度上看,除了朝鲜和古巴,其他国家的主要社会领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从深度上看,这次改革指向了基本制度层面,在观念上颠覆了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国确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也将改革目标设定为改造旧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

三是西方成为了这次改革的借鉴对象。这次改革的目标在理论上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实际操作上却是大量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管理制度都被应用于社会主义改革中,而共产主义的理想设计则逐渐淡出各国的视线。

第三次改革中开放和发展成为共识,是深化阶段。首先,改革成为共识,开放和发展成为核心主题。社会主义五国中,中越老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三国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上也坚定不移。朝鲜和古巴最近也迈出了改革的一小步,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两国开始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方向。如同朝鲜在2009年所做的,古巴也在最近的修宪中删除了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条目,这表明两国都放弃了革命主义的路线,而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运动。

其次,各国的改革进入转型期,变得更加谨慎务实。相比于前两次改革浪潮中的“跨越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经历过苏东剧变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步伐更加稳妥务实,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意政权的稳定性。朝鲜和古巴这次的改革都是试探性的,金正恩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仍然强调“自力更生”,而古巴修宪也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对于中越老三国来说,改革也进入了转型期,甚至已经触及非常关键的制度问题,因此改革相对务实。比如,中国就试图立足国情,结合西方已有经验,探索出一条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在适合本国的同时又能超越有缺陷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

再者,社会主义各国正在融入和重塑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在第一次改革浪潮发生时,社会主义是平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世界;第二次改革浪潮发生后,社会主义国家是遭到西方围堵封锁的一方;而在这次的改革浪潮中,社会主义各国将会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越老三国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了国际体系中活跃的经济体,甚至正在成为重塑西方维持数百年的利益结构和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而古巴也一度与美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朝鲜在最近也开始转变其核武政策,希望国际社会解除对其的制裁,同时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

第三次改革浪潮将走向何方

发展不是一件易事,而开放做起来也有难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将是一场持久战,能够坚持到底的才能成为成功的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国家治理和制度现代化方面仍相对落后,民主和法制建设仍需继续推进。这也是为何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以"第五个现代化"为总目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并将之纳入"四个全面"的国家战略高度。应该说,未来中国改革能否成功,或者说能否在西方模式之外创造一条新的路径,关键在于中国能不能在40年前透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富强之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滞后问题。

此外,中国和越南、老挝普遍存在公平与效率、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共性问题,这也需要这些国家在保障社会公平,注重均衡发展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今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特金会”(图源:Reuters)

朝鲜的改革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它的和平发展甚至说改革开放需要以弃核作为前提。国际社会不太可能会承认它的拥核地位,因此如果不进行去核,朝鲜仍将面临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这对今天朝鲜的经济状况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朝鲜在去核上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为了实现其改革的目的,朝鲜还需拿出更大的魄力去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同时,发展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这也要求朝鲜和古巴在政治体制上更加开放,而世袭式的家族政治是无法适应开放的国际环境的。对朝鲜和古巴两国领导人来说,审时度势,探索适合本国并能面向未来的制度模式,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总之,改革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也是政党能力的试金石,更是关乎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关键法宝。第三轮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已掀起序幕,不管能否成功,都是人类政治智慧的探索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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