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青天白日 抓美籍越侨:改革中的越南又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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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3日前后,越南平阳省当局终于出面,责令台资企业“凯胜家具厂”降下“青天白日”旗。至此,从7月28日以来的一场“台独”风波在北京与河内之间的互动中告一段落:在北京方面交涉之后,越方便第一时间责成这家越南最大的家具厂立即降旗。

“一个中国”这种自中越两国建交以来就确立的原则没什么疑问可言。即便越南地方当局会在经济前提下偶尔“利令智昏”,让台北方面表现出一点政治诉求。可只要这种行为被北京发现,越南就一定会“讲原则”并采取行动让北京满意。

北京在包括越南等地围堵任何“台独”迹象,越南当局可能也是理解这种心态的:因为他们也一直在和1975年后流亡美国的“越侨”即前朝余党对峙。不同于台北对北京的“独立”心态,从美国回流越南的越侨团体时刻都在表现出“反攻大陆”的立场。很多人甚至一回国就积极参加“民主”活动然后被越南政府布控逮捕。对改革暂时受阻的越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影响有限但客观存在的困局。

传统的政治、经济联系决定了越南不会背离与中国的基本原则(图源:新华社)

讲经济更要讲原则

自从李登辉为代表的台北政界要人高举“新南向”大旗后,越南就成了台湾地区企业纷至沓来的一片热土。台商活动的中心更集中在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几个省市。台北驻胡志明市的经济文化办事处因此起到了“实际使馆”的效果。

对越南南部地区投资超过309亿美元的台北财经界人士们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经济基础贫弱的地区做点大事,比如“升国旗”了。

不过,在2014年的工潮和2016年的“台塑钢铁死鱼事件”后,台资企业在越南南部压榨工人、破坏环境以及对越南当局的颐指气使也早已深入人心。越语“台湾”(Dai Loan)二字在2014年的工潮中更是一种威胁生命的信号。

从这里看去,平阳省的“凯胜家具厂”自2014年工潮之后就高悬“青天白日”旗,并借此宣称“不是中国人”、“确保安全”的说辞就不可信。

在越南,分辨“反华”工潮、示威与游行是一件复杂的事(图源:AFP)

更何况作为越南南部历次工潮的中心,越南工人与当局早就深知台企与陆企之分。这种在李登辉口中被嘲笑为“唉唷,怎么憨成这样”的行为恐怕只剩下政治属性。

的确,越南经济大部分依靠外资拉动。截至2018年6月底,越南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3,312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约1,807亿美元。外资企业的产值占GDP近20%,高于中国、印度和大多数东盟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内方面真的会被金钱利益所诱惑。

随着中国与越南于2017年5月15日签署了《中越联合公报》,明确了越南坚定奉行“一中政策”,坚决反“台独”等态度。岛内人士便发现“越南开了第一枪”。

曾支持台湾企业在河静等省份“新南向”行动,“死鱼事件”责任之一的越共高官武金巨的去职也更很多分析人士将其视为越共打击中南部省份“亲台”官僚的实际行动。当平阳省飘扬了四年的“青天白日”被当地政府责令降下,外界就可以发现河内方面虽然有时会利令智昏,但更多时候也是讲原则的。

来自困境的考验

河内方面也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越南的海外“敌对势力”也在行动。相对于台湾当局已经在蒋家式微,李登辉下野之后不再寻求“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转而走向“台独”的现状。自1975年之后逃亡到美国的南越势力却抱着“不忘在莒”的心态。

也就在8月2日前后,BBC等媒体驻越南的线人就向其求救,称一名在7月上旬从美国飞往胡志明市的美籍越裔人士在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接触后就在前往岘港的路上被逮捕。BBC嗣后就联络了美国大使馆,结果美方便以“虽知情但无可奉告”加以回应。

目前,在美越间最为知名的被捕“活动家”莫过于6月10日参加越南全国骚乱的美籍越南裔学生阮英惟。此人系耶鲁大学出身,他的命运让不少华府要人突然兴奋起来。不少其校友还联系了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库伯森(John Culberso)、墨菲(Chris Murphy)、洛文塔尔(Alan Lowenthal)等很多热心亚太“民主事务”的美国议员。

但即便如此,美国使馆仍旧坐看此人认罪并在越南服刑。这就意味着流亡的南越政治势力其能量根本无法与台湾当局无法相提并论,美国对这些活动家也兴趣缺缺,但“美籍越侨”隔三差五返回国内参加“反国活动”还是让河内方面不开心。来自外界的煽动对身处转型期的越南也有些刺耳。

在越南,不少骚乱或示威往往有着国外势力的介入或影响(图源:Reuters)

越南虽然从2015年开始数次修改《社会保险法》等法令,自2000年来14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越南官方也不得不坦诚“最低工资无法满足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2018年7月公布的最新标准也只有每月139万越南盾(约合61美元)。以至于很多普通越南人不得不打两份工才能维持生计,不少贫困地区的公务员甚至因此下海。在这一前提下,来自海外的“反国”宣传对越南下层民众的煽动效果在社交网络添油加醋下就多少有点传播效果。

亚太经合组织(APEC)岘港峰会后的越南正在加速其城乡一体化进程,河内当局已经在2017年11月上旬宣布修改户籍制度并全部数字化。这种加速人口流动的局面对这个人口高达1亿的国家无疑是挑战大于机遇的状态。

幸而越南2017年和2018年前5个月的社会经济都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越南基层也在阮富仲2017年掀起的反腐斗争中提高了凝聚性,社会各界对中央“打老虎也打苍蝇”的态度也比较满意。在河内已经安然度过2018年6月的全国骚动之际,来自海外的“困境”或许就已经不算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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