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中国的社会主义兄弟 扑朔迷离的越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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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2日,河内当局宣布了越共前总书记杜梅在102岁上去世的消息。对2018年10月后的越南来说,这个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国家主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阶段。当分析人士津津乐道于“国家主席或将与越共总书记合并”时,也有很多观察家认为越南的政治环境仍将保留这一位置。这种争论和“革新”、“开放”气氛下的越南无疑是相宜的。

到2018年9月2日,在全面戒严的气氛之下,越南迎来了第73个独立日。河内方面很希望将其经济的高增长态势转化成为保证政治环境稳定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历过6月时全国骚乱的越南并没有出现器质性的社会病变。

从指标上看,越南还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青睐。2018年7月后的多个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也认为,越南的劳动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会成为该国崛起的资本。而在目前仅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和越南走在了发展的最前沿。相对于“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的北京,河内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明显的。

但是,对熟悉越南制度沿革的分析人士来说,中越间可能就已因制度的差异而拉开距离,并在制度演进的南辕北辙之际促成不可逾越的差距。而这点问题也同样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下,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彼此相异且难以被归纳成为“殊途同归”的发展道路。

送别了国家主席陈大光之后,越南的政治秩序如常运转(图源:VCG)

扑朔迷离的改革者

越南自1986年开始的“革新开放”(Doi Moi)目前正被逐渐视为一种中国“改革开放”的越南特色实践与创新。北京已宣告自己的“改革开放走过40年艰辛历程,进入深水区”,类似的台词在2016年越南宣告自己的“革新开放”30周年时也出现过。

这种现象上的相似性就会让不了解中国历史,同样也不了解越南历史的局外人得到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即越南可能采用了一种近乎于产业降级的方式重复了中国的进程。

但对越南历史略有知觉的观察家就该发现,所谓的“革新开放”无非是两项政策并称后的结果:它代表着越南在1986年前后的经济“革新”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

越南的社会秩序在几场激烈的反腐运动之后终于有所转变

前者在1988年后逐渐表现为“经济自由化”,而后者则仅仅局限于艺术文化等领域的“百花齐放”。这种表现比起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就相去甚远:越南直到2000年后才彻底为50年代“匈牙利事件”期间在越南发生的“人文佳品运动”牵涉的作家平反。

越南的政治传统决定了该国既然不能确保权力的集中,那么也就很难维持一种中国式的“开放”。更不用说作为苏东波集团最后见证东欧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对“社会主义”的孤独很有感触: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1989年结束东德之行,返回河内后,两德就宣告统一。

此外,苏联解体也给河内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苏共之路”在越共内的呼声从未间断过。这就让越南在权力结构的构筑上很为难。阮富仲为首的越共核心也因此在“集权”这一点上相对谨慎。

在狂奔中找回自己

必须承认,从2016年越共十二大至今,越南的经济环境相当有利。国际机构的报告显示:2015年开始,越南经济的增长率都在7%上下,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还在全球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实现了高增长。内需扩大与外资飙升是越南经济高增长的“功臣”,越南官方数据也显示,2015年后,越南个人消费增长接近10%,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飙升。但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越南体制上的混乱。

长期以来,越共因其执政效能,在国内外倍受诟病。被越共在1975年后赶到海外的越裔人士中有不少坚定的反共者,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的确是前朝余孽,包括前总理阮晋勇的亲家也是前南越时期出逃的官员。海外越南裔会批评越共不民主,国内民众为越共官员的大面积腐败与低效所累,也会随之附和。当相同的声音一起出现在社交媒体等环境上时,越共的执政地位虽不至于遭遇挑战,但至少会面临一些压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河内当局可能正在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越南南北两地几千年来从未有过有效管制并统一的历史。胡志明市与河内两地本身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基础。这就让越南北方还在“革新”时,越南南方就已经全面自由化起来。这就让越共虽然尝试采取中共的管理模式,但该国的国情就要求他必须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有分析认为,越共十二大前后的党建工作深受中共理论影响,更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模式”的追随者。但越南不同于中共2016年12月在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新准则》,在强调维护中央权威后,又补充了包括“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在内的12条新内容。

革新开放多年后,越南仍旧保持着一些苏东波时代的制度痕迹(图源:VCG)

从2015年7月开始从重新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越共基于“革新”目的,没有贸然跟进,只将其“政治规矩”确立在“胡志明思想”体系内。号召“划桨者和掌舵者必须团结一致”上,即以团结为目的维护中央领导,加强党内团结。考虑到越南自1976年统一后至今,其党内山头林立,派系复杂,当阮富仲为核心的越共当局正在艰难的集中“四架马车”,避免政出多门时,这就意味着越南的经济革新从根基上就和中国完全不同。

就当下局面看,越南自2018年第一季度至今的政治环境对于阮富仲等人较为有利。3月17日,越南“改革派”领袖,前总理潘文凯逝世,这对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派系不啻于一大打击。阮富仲为首的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即亲赴胡志明市为其奔丧,这种“卧龙吊孝”式的行动也暂时消弭了南北派系之间的戒心。

阮富仲等越共要人很有自知之明,仍在清理越共党内的“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等现象,进而在这一基础上构建精简高效的政治体制。这就让越共借此依靠“反腐”改革体制,给经济革新创造了更大的动力,进而依靠阮富仲本人的政治魅力形成“核心”,在越南“革新”的基础上借助一种中国式的思想武器找到了突破口。而越南的这个进程也说明了中越之间的差异早就超越了指标:当越南尚未确立体制时,两国间改革的差距就难以轻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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