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左翼回潮 被“主义”掩盖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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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美国大选季还未到来,民主党目前已经有16个候选人宣布参选,而这一次,他们之中更多人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者”,这个在美国乃至西方如此敏感的词汇就这样再度回潮。在意识形态的“主义”之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本文转自《多维CN》044期(2019年4月刊)封面故事《左翼回潮 被“主义”掩盖的真问题》。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成长于20世纪的人们,亲历了太多由“主义”造就的干戈与动荡,以至于当熟悉的词语再次被提及,往往能迅速勾起敏感的神经。而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而言,少有哪个词能比“社会主义”更易令人紧绷,可如今却俨然成为人人都在讨论的热词。

近几个月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CN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等英美媒体,皆针对美国社会主义“回潮”发表评论文章及专题,而引发最大关注的仍属《经济学人》今年2月16日以“左派复兴”为封面,通过三篇文章总述社会主义崛起、千禧世代社会主义的诉求,以及芬兰的“北欧社会主义模式”。毫无疑问,关于左翼复兴的思潮,已经成为跨大西洋热议的话题,而引起激烈回荡的,绝不仅止于舆论。

响彻北大西洋两岸的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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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在野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自1983年担任下议院议员以来,一直为英国共产党党报《晨星报》撰写每周专栏,毕生推进他所笃信的“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工党内奠定了无可取代的地位,甚至一度显现出入住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的态势。在法国,以“毛粉”自居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言辞犀利,口中不时抛出马克思及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曾在选举期间主张征收税率为100%的富人税,又以推翻“第五共和”、削减总统权力为目标。自2017年大选时声名鹊起后,梅朗雄一直在年轻人中享有甚高人气,现在是左翼浪潮在法国最标志性的代表。

而一直以来作为保守主义和“反左大本营”的美国,竟也开始见证左翼的兴起。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卷土重来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原本被各界视为最有胜算的候选人,谁知道仅在民主党初选阶段便差点败给一位糟乱白发、言辞激烈、表情易怒的“糟老头”——那一年春夏之际,这位“民族社会主义者”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们喊著“Feel the Burn”的口号,主张推翻当下“不公到令人作呕的腐败体系”,参鉴北欧,建立“兼济天下而非欺贫重富的经济”。虽然最终败选,但桑德斯在打破美国传统“反左”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激发一大批跟随者。

首当其冲的就是桑德斯的“大弟子”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2018年,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AOC以29岁之姿横空出世,不仅成为美国国会最年轻的议员,亦是近百年来少有的不到30岁即被选入国会山的人之一,而在她上任联邦众议员的三个月以来,更是以一副初生牛犊之姿,以福利政策和激进的左翼声音震荡著民主党乃至整个美国政坛。

与此同时,便是共和党的“深红大本营”得州,也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见证了欧洛克(Beto O'Rourke)的崛起。作为一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欧洛克与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国会强硬保守派代表克鲁兹(Ted Cruz)打得难分难解,几近挤掉了克鲁兹联邦参议员的位子。

在过去数十年来对社会主义有着极大误解,甚至闻社会主义色变的西方,这些“西方政坛另类”的上场着实不同寻常。回望20余年前人们对社会主义“已被扫入历史垃圾桶”的定论,对“历史已迎来终点”的判断,今天社会主义在沉寂了一代人的时间后,又重新以高调之姿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年轻的理想

而对社会主义抱有最大热情的,也恰恰是成长于近二三十年间的这代人。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桑德斯的年轻人,比支持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加起来还多;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每三位24岁以下的年轻人便有一人投票给梅朗雄的极左翼政党。英国科尔宾的支持者虽然不乏与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年轻人更是主要构成群体。

民调公司舆观调查网(YouGov)于2016年向18-29岁年轻人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对“资本主义”抱有好感的受访者仅有32%,而对“社会主义”抱好感的便有43%;

2017年10月,美国著名右翼智囊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联合创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发布年度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认为社会主义即等同于共产主义,而44%的年轻人“更愿意居住于社会主义社会”,“更愿意居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年轻人仅有42%;

2018年8月初,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针对美国50个州的18岁以上民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中,5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印象,首次超过“资本主义”(45%)。

桑德斯再度参选,他的支持者中年轻人的力量极大 (图源:VCG)

调查结果随后引发舆论热议,当福克斯(Fox)电视台记者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于今年2月18日当面询问特朗普的看法时,特朗普表示,相较于资本主义,看似社会主义对千禧一代更具吸引力,不过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还年轻,还很理想化。

只有未经世事的人才会选择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特朗普的意思,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很多人共同的认知。

理想的种子从未离开

应该说,社会主义在欧洲一直有着较强的民意根基,只有在经历过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长期奉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美国,才一直是敏感的政治字眼,形象负面。事实上,特朗普近来不断公开提及“社会主义的兴起”,试图给民主党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也是为了将2020年总统大选包装为“特朗普vs社会主义”。

可是,在冷战结束接近三十年的今天,纵然“社会主义”对特朗普这样更年长的美国人而言还有着“贫穷、专制、失败”等负面形象,但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却更多意味着福利、均等、公义。而当桑德斯于两年前播下“左翼因子”的种子后,这些理念便与民主党自由进步的诉求相互融合,变得愈发顺理成章。先是去年年末的中期选举,再是已然渐渐开始的2020总统大选初选,美国政坛都正见证着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欧洲也是同理。

其实,“回归”并不是最准确的措辞。眼下并不是西方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思潮,西方原本就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共产革命”自是不必多提,即便是美国,即便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算起,也曾出现两段由社会主义政纲主导的时期。

在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执政期间,因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挑战,制定《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和《社会安全法》等法案,推出一系列由政府直接参与的新政,为各产业和市镇发放救济,大兴基建项目为社会提供足够就业,改善劳工情况,确保工会有足够力量,大大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而后,支持这套执政思路的人团结在“新政联盟”之下,借着福利主义政策巩固着民主党的统治长达30余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经历战后繁荣的同时,贫富差距也日益严重,成为社会焦点,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遂提出“伟大社会”这一立法举措,“向贫穷宣战”,在医保、医疗、教育、城乡发展、种族平权、环境卫生等方面推动民权。他在任总统的五年多内,国会一共通过435项立法,大大改善了弱势群体的境遇,通过着手这些促发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为美国下一阶段的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随着冷战在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时代进入对峙的最高峰,受美苏对垒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主义成为“敌人的标签”,新自由主义全面上台。一边是美国的里根总统,一边是英国的撒切尔首相(Margaret Thatcher),两国政府推行减税、减少政府开销、紧缩货币供应、打压工会等措施,虽再次扩阔贫富阶级差距,但是这些经济政策也一度整体提升国民所得,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高速增长,造就了“里根经济学”成功的形象。

当苏联垮台,美国成为世界一极,就进一步奠定了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崇高地位。各国皆爆发了倾向自由民主的革命和浪潮,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社会主义的政经体系成为了最没有说服力的失败典范。历史诠释国家,经历诠释个人。从这一段历史走过来的人,自然也会对社会主义和左倾政纲有着审慎的质疑。

冷战时期的记忆对于年轻人来讲已经太过遥远(图源:VCG)

可是,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经历。这波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的年轻人,对冷战时的对垒、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陷入的困境、乃至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所经历的一家独大之情况,并没有太大感受;相反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见证的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是日益激化的种族冲突,是就业机遇的有限,而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年轻一代对资本霸权、市场垄断等新自由主义的弊病更加反感。

随着这些不满而来的,便是社会的躁动。一方面,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按劳分配、公共福利、平等公义等理念,受到愈来愈多人的青睐;另一方面,民粹主张也成为了不少人最合适的宣泄渠道。2009年开始兴起的现代茶党运动,以“反对大政府,倡议小政府”为名,在各方政治团体的参与下,最终以2011年图森枪击事件为标志,令共和民主两党、保守自由两派在此后数年间愈发撕裂,也令右翼民粹势力茁壮成长。党派对峙几乎阻挡了所有政策议题的推进。2016年开始,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深深影响着美国政坛,乃致跨越大洋,在欧洲鼓舞了一批极右翼的跟随者。

2011年1月8日,美国联邦众议员吉佛斯(Gabrielle Giffords)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超市停车场举行见面会时,和另外18人一起遭到枪击,最终6死13伤,死者包括一位联邦法官和一名9岁小女孩,伤者包括众议员吉佛斯,凶手为22岁男子拉夫纳(Jared Laughner)。事件被认为是共和党茶党人物过度煽动支持群众,对持对立政治立场人物发动攻击的结果。

对经济现况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造成自身困境原因的迷思,以及对政府执政方案的不认同,正在西方社会以极左和极右的两种方式同时爆发。右翼政客缩回怀旧情怀、民族沙文主义和保守政纲;左翼人们则关注公平正义,希望归权于民。很明显,过去数十年来被奉为圭臬的那一套政经模式,遇到了问题。

错误的总结,真实的问题

今天的美国,金融取代实体经济而成为主导产业,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经济结构陷入失衡,国内生产总值数字的增加,已经无法反映国民生活的真实状况。贫富分化持续恶化40年,顶端1%富裕人士的财富增长242%,六倍于中产阶级。社会资源配置不平等加剧,医疗、教育、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供给出现明显短缺,矛盾尖锐。

而各国政府一方面执著于自由市场经济概念,另一方面担心改革带来的短期跌宕会引起民意反弹,从而很少主动纠正这些缺陷。即便是诸如奥巴马(Barack Obama)等有心者,也在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的绑架下无从下手——在华府,1981年已有2,500位游说代表,2009年更增至13,700人,掌握财力资源的利益团体通过游说这种将“贿赂合法化”的方式垄断政治,阻碍改变。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警告,当代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资源分配处于两百多年来“最糟糕的时期”。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早于2014年10月《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中指出,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得势精英阻挡变革,然而外部环境却一直在变,政治便逐渐走向衰败。

这些都是人们对现实的感触,而千禧一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没有“姓资姓社”的疑惑及包袱,秉着对现况的不满和年轻人的激情,试图推动改变。虽然他们的主张未必那么地可取:一如AOC主张对最富有的人课税70%,建议联邦政府将多出来的税项按“绿色新政”拨给环保开支,推动可持续发展模式等——且不论这些主张被保守派及亲商媒体批为“激进”、“不切实际”和“劫富济贫”,便是其课税计划,预估也只会增加税基0.3%,倘若实施则需进一步扩大本已庞大的联邦政府开支。

应该说,眼下欧美这批新兴的左翼人士,固然意识到了社会的问题,却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特朗普所示的那般,对预算、官僚及商业的相关政策,显得过于幼稚与不成熟,以至于就连民主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也形容他们不切实际。

可是,纵然这批“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社会现况的总结并不准确,给出的方案过于激进,却没人能否认社会确实存在问题,且旧有机制已然无效。资源分配不公、阶级固化的情况,虽不至于不可控,却也到了亟需施以矫正、寻求平衡的地步。政客们只重视选票和短期目标,确实也令国家难以应对长远发展所需。极端右翼势力的猖獗,更是真真切切地令欧美社会排外主义心态加重、文化宽容度降低,乃至于社会冲突不断。

这些问题都说明,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没有什么政制是不需要改变的,历史也绝不会终结。而今社会主义的回归,既是西方社会对过去数年右翼民粹的反抗,也是对自身种种错乱的归咎,更是一种直面问题、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尝试。

从这个维度来看,或许这波左派复兴只是对右翼民粹的反扑,不能似过去几次左翼浪潮一般,给社会带来根本改变;或许这些以年轻人为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还过于“年轻”,过于“理想主义”;但是,他们至少抛下了对旧有制度的执念,不再生活于虚妄的意识形态当中,像鸵鸟一样回避,而是积极地面对现实。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毕竟,以敢于自我否定的态度,直视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毕竟,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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