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经济对话:中美欧要适应两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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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4月3日至6日访美时,中美贸易战已经打了一年,两国围绕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主题的争论已经关系到双方能够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将枪口对准欧洲,也让美欧原有的裂痕进一步拉大。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3月末访问欧洲,更加凸显了欧洲和中国对彼此的重视。欧洲应对自身及世界事务时,中国和美国似乎已经具备同等重要性。那么,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新技术与创新影响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应该如何打交道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019年3月21至22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球经济发展年度高峰论坛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China and the West: the Role of the West in Economic Growth)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专门研究了中美欧及其他经济体的差异,探寻彼此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模式。

莱特希泽等人不尊重、不信任中国

第四场专题讨论会对外开放,主题为“全球经济关系的未来:中国、欧盟、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面向公众开放。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杰诺(Merit E. Janow)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高级研究者莫斯(Patricia MOSSER)、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什韦纳尔(Jan Svejnar)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董事会主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于品海(Yu Pun Hoi)、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以及来自欧盟银行的佩德罗·德·利马(Pedro J. F. de Lima)博士,结合近期政治发展背景,分析了贸易、外来投资、新技术及创新领域的新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何种角色,美欧学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图源:多维记者/摄)

中美都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图源:Getty)

而上午的在闭门环节,与会的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时期政府要员仍在呼吁构建地区多边贸易联盟应对中国挑战,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退出多边贸易协定是错误的决定,双边贸易协议并非最佳的方式。当然,在场的中国知名教授明确提到,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核心领导地位,美国不再是全球化的领导者。但现在的美国政府当中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人不信任也不尊重中国当前的这一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还是要坐下来谈。这一点很重要。

什韦纳尔在公开讨论环节提到,过去几年,世界经济相对发展不错,很多经济体都在取得经济增长。但也有一些紧张局面和令人担忧的地方。中美欧需要通过合作来找到解决方案,三方处理不好关系完全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诸如关税这样的问题,很快都会得到解决,但有些问题的解决可能要花费更长一段时间。

来自欧盟银行体系的佩德罗·德·利玛(Pedro J. F. de Lima)博士说,欧洲过去十年一直陷入自身经济问题,包括主权债务危机。和中美不一样,欧洲依然在致力于规范其制度建设。这个制度建设过程也因为内部危机而被加快推进。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杰诺(Merit E. Janow)认为, 市场准入、结构性分歧,这些都是长期存在的分歧或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种制度要转变为另一种制度(system),但这些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让各方更有一种寻找解决方式的紧迫感。另外,各方也要对未来发展抱有信心并且彼此互信。

不“打”不相识

于品海博士认为,中美欧存在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和观念冲突(conflict of ideology)。中美欧冲突并非只是贸易问题或经济竞争力问题。中美欧想要了解彼此,就应该从政府(state)、人民(the People)和国际关系入手。就利益冲突而言,大家最终都能找到互惠互利的方案,不会是赢者通吃的局面。而观念冲突很难化解,可能要花费更长时间,因为在一个讲究民主的世界,大家都应该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喜好甚至偏见。尤其在西方自由世界,更是如此。

于品海说:“中国很多人总会提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因为它就是要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不但没有顺从于这一观点,反而逐步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挑战了历史终结论观点以及二战以来的世界现状或规范”。

在欧洲人眼里,中国真的已经和美国处于同一平等地位了吗(图源:新华社)

但总体上,中美欧应对这两种冲突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各方不会找到任何解决方案,而是只能学习如何“适应”(accommodate)这两种冲突。一种可能就是贸易战,也就是各方彼此在“斗争”(fight)中更好地认识对方。

卢峰教授提到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

他认为,近几年,世界各方面都在发生大调整(readjustment),包括经济关系、战略关系的大调整,包括英国脱欧进程。但发达国家对华政策也在经历一次大调整,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而反映或凸显这种大调整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世贸组织改革,为世界重新定义多边贸易规则。中国因此可以积极参与其中。

而且,卢峰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日欧三方正借机提出很多问题,尝试重新定义和中国的关系。这种大调整不仅发生于经济和贸易领域,也发生在特定的战略层面。比如,美国把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不过,他强调,发达国家对华政策的大调整不一定代表着各方回到冷战,也不一定会陷入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因为形势和背景完全不一样。但这种调整的确给中国带来一定的挑战,比如如何界定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过,从2018年开始,中国采取了比较理性的政策和务实的手法和这些国家打交道。

不过,他强调,这种新形势是对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认可,可以帮助中国逐步崛起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挑战,迫使其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尤其是解决结构性问题。这恰好又会回到如何界定“政府”角色的问题。

于品海博士提到,所谓不打不相识,这句话最适宜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或冷战后期,中美就已经了解彼此。但直到最近,西方或美国才真正了解到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因为美国很多人都在抱怨他们过去并未察觉到“中国崛起”。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实际上已经提前终结了这种“中美欧互不了解”时期。这是特朗普当总统少有的好处。如果彼此没有“斗”(fight),中国被美欧误解的时间只会更长。当然,这种“斗”并不是诉诸武力或战争,而是指当下彼此间很明显的长期贸易争端或冲突。

另外,结合当天讨论主题,于品海认为,现代科技正在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因为它无国界,无法真正意义上遵守过去三四百年以来的主权意识。所以,科技对各国主权、思维观念和利益追求也是一种挑战力量。中美欧如何在科技领域“斗”、如何借科技力量彼此交织融合,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都应该是各国关注的重点。各国不应该低估科技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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