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美中关系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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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2018年2月27日启动第一次中美经贸磋商,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不算副部级等工作层面的谈判,光高级别磋商就前后举行了九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北京时间4月30日访问中国,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中美第十轮贸易谈判。刘鹤也将于5月8日回访美国。

无论是罕见的磋商频率,还是不断扩大的共识范围,都让人们有理由对中美经贸磋商前景抱乐观态度。但“马拉松的最后一英里实际上是最长的,也是最艰难的”。而回顾整个磋商过程,更可见两国的冲突,以及认识的差异性。

继去年年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办“美中经济关系未来之路”(The Way Forward in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论坛,包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院董会主席于品海(P.H. Yu)博士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前主席佛讷(Edwin J. Feulner)博士等与会多名中美问题专家、经济学家,从两国不同经济模式出发、对当前的中美贸易困境进行了解析之后,今年3月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联合主办第四届全球经济发展年度高峰论坛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China and the Wes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专题研讨会,再次专门研究了美中及其他经济体的差异,探寻彼此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模式。

于品海博士认为,美中存在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和观念冲突(conflict of ideology)。就利益冲突而言,大家最终都能找到互惠互利的方案,不会是赢者通吃的局面。而观念冲突很难化解,可能要花费更长时间,因为在一个讲究民主的世界,大家都应该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喜好甚至偏见。尤其在西方自由世界,更是如此。而中美欧冲突并非只是贸易问题或经济竞争力问题。中美欧想要了解彼此,就应该从政府(the State)、人民(the People)和国际关系入手。

总体上,中美应对这两种冲突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各方不会找到任何解决方案,而是只能学习如何“适应”(accommodate)这两种冲突。一种可能就是贸易战,也就是各方彼此在“斗争”(fight)中更好地认识对方。

本文根据上述两场论坛演讲所成,英文原文于CATO Journal 2019(华府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学术刊上发表。作者系香港01总编辑、《多维CN》总策划于品海。

本文转自《多维CN》045期(2019年5月刊)封面故事《美中关系的前路》,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特朗普上台后掀起中美贸易战(图源:AP)

当冲突的阴霾笼罩华府与北京,从国际关系角度厘清这一挑战的本质之后,再尝试制定对策,是至关重要的。错误的推定或带有偏见的解读,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一个先例便是美国政府相信伊拉克在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继而于2003年发动伊战。

较近期的例子就是美国对朝鲜的核焦虑。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跨越美国传统战略思维藩篱,规避鹰派主张的先发制人式的核毁灭打击,运用“巧外交”尝试解决这一“严重危机”。借鉴这两个案例,有助寻找当下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途径。

美中过往都曾濒临战争边缘,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的问题上,两国都不缺化解冲突的经验。如今,美国依旧禁止向中国销售高科技和军事产品。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又对中国诸多批评:人权、宗教权利、法治、专制政体、国有银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以至汇率操控及不公平贸易等。

莱特希泽是主张在贸易上对华强硬的美国官员(图源:AP)

新华盛顿共识

最近,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新加坡发表演讲,谈到美国建制派正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共识:中国“不仅是美国的战略挑战,其崛起更以美国利益为代价”。保尔森警示,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声音提倡中国与美国两大经济体“脱钩”,这种想法正在华府逐步成为一个新共识,指中国不仅是战略对手,更是主要的长期敌对势力,这类声音恐怕不会在短期内消散。保尔森回溯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与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十年来的交手,他预视“经济铁幕”会即将上演。

就在不久前,美中两国还能够在巴黎气候协定(Paris Agreement)、伊朗核协议(Iran nuclear deal)、朝鲜半岛无核化六方会谈等诸多问题上,携手确保世界稳定运作。再往前追溯,两国甚至曾共同遏制苏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几年后的一次政府更迭就令两国走到如今摩擦频频的地步——“脱钩”逐渐成为华府精英的共识,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安机构甚至开始考虑限制留学和移民的政策,以防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的科技及工程学科。若人们一再谈论这些荒谬的想法,那么两国陷入新冷战就再非凭空想象的事。

刘鹤(左一)是中国对美贸易谈判代表(图源:Getty)

有何选项?

美中两国的竞争愈发激烈,否认这一点无异于掩耳盗铃。可是,战争或脱钩难道就是仅有的方案吗?即便是那些过去主张以力服人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应慎思后果,另寻方案。中国既非纳粹德国,亦非苏联,更不是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所指朝鲜、伊朗、伊拉克等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四十年来,中国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没有任何一个标签能为当下对华的敌意正名。美国那套“非友皆敌”的思维框架早已过时,更无法适应当下的美中关系。现在是时候听取保尔森的建议,“我们需要打造一套全新的框架,一套符合今天的世界,而非过时的世界之框架”,毕竟世界如今所承担的代价,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当下美中关系的影响深入各行各业的人们,包括政治家、商人和普通消费者。大多数人都认为两国正面临历史性的节点,一触即发的正面冲突令前景危不可测。

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人口构成、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皆甚为不同。两国在处理分歧时,无法不加倍努力与谨慎。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冲突,也可能是和而不同的合作关系。若仅着眼于冲突,最终则可能引发战争,而当下的贸易战只是更惨痛前景的警示。唯有极具智慧的人才能引领两个国家避免分歧恶化,构建合作,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

美中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相抵触。可惜的是,特朗普总统忽视这些重要差异,仅简单地执着于贸易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规模。他以零和博弈的思维,认定只有一个赢家(中国)和一个输家(美国)。更不幸的是,他视贸易逆差为国家安全威胁。以这种方式评估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和总体关系合适吗?显然不合适!

基辛格(左一)常就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局势发表看法(图源:Reuters)

若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计算,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这主要归结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如此,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的威胁吗?这只因美国政客盲目地相信,甚至将中国歪曲成“邪恶帝国”。事实上,国民生产总值或贸易额并不能准确反映国家财富和实力,只能说明中国有众多辛勤工作的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人反而该留意到中国相当“低效率”的人均生产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于2011年以一整本《论中国》来讨论中国。可是,他在2001年“9·11”恐袭之前发表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一书中却仅提及中国两次。我曾经当面问他,为何在总结美国的全球战略时,全然不见中国的角色?他推诿未答,只说当时或许时机未到。不过,若那时不是谈论中国的好时机,何时才是?是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宣示“不接受美国第二”的时候?还是奥巴马颁布“重返亚太”并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时候?抑或是特朗普退出TPP,挑起对华贸易战时?中国崛起是真实的,是无法阻挡的,美国人需要正面地看待中国崛起,以制定全面的策略来应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秩序。

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事实上,这个假设并不准确,甚或是无知的,尤其这种假设仅仅出自于贸易数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字的计算和分析。很多美国人未能预见中国的崛起,更错上加错地控诉中国刻意迷惑美国,这是不负责任的。即便美国人更早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任何抑制措施也注定是徒然。这就像当年美国的情况一样,日本妄想藉珍珠港一役把美国挡在亚洲战场之外,最后都无法阻止美国崛起。

中国崛起引发连锁反应(图源:VCG)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崛起仍将是美国未来几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对此,美国该如何准备?我认为美国应该用真诚和开放的态度,自信而坚韧地面对这数十年一遇的挑战,正如中国在过去两百年忍辱负重一样。中国人曾抱怨西方和日本的侵占行为,同时也努力地自省过失和弱点,再尝试以现代化的方式强国强军。中国在发展自己经济的过程中,亦未曾剥削他人,就正如《论语》的教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中国的经济崛起不应被视为威胁,就如美国于二十世纪初的崛起并未威胁英国、欧洲又或他国。只有那些把中国与纳粹德国或苏联相比的人,未来才会充满危险。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他2012年《战略远见》一书中言及,中国“既不会(为世界)带来革命,亦不会鼓动激情,也不会制造对立”。他坚信,中国甚至认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迅速没落将造成全球性动荡,危害中国的利益和长远发展”。

对华贸易也不应被视为威胁。中国对外开放后出口的半成品和制成品让美国消费者直接受益。中国产品大大拓宽了美国国民的选择,也激发美国国内提高生产效率。与此同时,纠结于双边贸易赤字令人们忽视美国政制上的积弱。放任的开支、不必要的国防支出和减税,令美国财政赤字连年创下新高,难以为继。政客们空话连篇,殊不知美国已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经济结构改革的时刻。而最大的危机,其实正是误认为美国经济毫无问题,或者将问题归咎于“不择手段的他国”。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通过巩固其他经济体,奠定区域和平繁荣,从而令自身长期受益。我相信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理论并非零和博弈,而贸易也应成为重要杠杆。相较于国家之间相互隔绝、贫富悬殊,只有区域共荣才能更好地奠定长久和平。

中美关系该何去何从(图源:Reuters)

唯一的前路

即便买卖的方式不同,时代不同,商品不同,伙伴不同,贸易也总能发挥正面作用。虽然谈判和战争皆可被当作解决贸易争端的手段,但谈判是文明世界唯一可选的前路。通过谈判,美中两国目前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且前景也值得期待。

很多权威人士认为,美国一直尊崇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的是,美国同时也在追求权力、国家利益和世界领导权。华府精英对于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执念,以及对丢失霸权的恐惧,令他们疯狂地守护着国家利益。然而当他们一再通过军事、经济、乃至所谓“软实力”拓展美国的领导权,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苏联、大英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命运,应是所有沉溺于“美利坚帝国梦”的人的前车之鉴。事实上,超级大国地位从来就不能通过经济规模、美元优势、工业实力、领先科技、军力和核弹头数量获得。正如布热津斯基曾经在他的书中警告过,当世界都在摸索该如何与“新东方”交流,期盼能有人担当榜样之际,美国千万不能“退缩回那种无知的锁国心态,或沉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享乐主义中”。

当美国重新审视自己所握有的权力时,朝鲜和以色列的例子其实很值得借鉴。两者皆是强敌环伺的小国,但凭借精明的政治及战略操作,他们得以成为其身处区域的重要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保持着地缘政治平衡。当我们回望历史,苏联一度不可一世,不过它强大的军队却在阿富汗遭受惨败;1969年,经济虚弱的中国也可与苏联在边境一战,并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后,与美国共同抗衡苏联的威胁。这些历史案例都说明,所谓“超级大国”的概念是需要被重新审视,乃至重新诠释的。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没法阻止“9·11”恐袭发生;也没能让美国在阿富汗和叙利亚轻松获胜;更没能成功阻止朝鲜拥核,乃至阻止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沉醉于超级大国地位本身就是一道迷思,必须重新认识。

美中之间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美国对超级大国地位的执念以及中国的人口规模。特朗普总统和他周围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面对这崛起的14亿人时,这种超级大国执念会使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不断加深。

特朗普或许应该收起傲慢与偏见(图源:Reuters)

中国经济崛起早已昭然若见,为何美国人没及时意识到?事实上,选择性忽视是美国的老毛病,忽略印度和非洲大陆的崛起都是先例。美国在未来数十年很可能要面对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崛起,中国只是第一个。早在1997年,布热津斯基便在《大棋局》一书中断言,“美国不仅是第一及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所指的并不是伟大国家的结束,而是对更普惠的经济增长与更和谐世界的期待。权力从来不等同于伟大。就算我们乐见众多国家因一国的殒落而兴起,一个误判也可能带来沉重的后果,并将一个伟大国家带上歧路。

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冷战及其结局,我们的世界不需要另一场冷战。中国不是苏联,美国跟三十年前也不再一样。美中贸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都不能与冷战时期相提并论。遗憾的是,如今大洋两岸都有政客为了短期利益而渲染恐惧。西方当下的民粹潮流值得世人关注,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针对中国的评论也很值得商榷。美国人须谨记二战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为国家所带来的伤害,回望那些由意识形态挑起的战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阿拉伯之春和未完的叙利亚内战给穆斯林世界带来的跌宕和苦难,都显示美国无法藉着这种方式得益或者保障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曾为越战大洒千金,损兵折将,如今还是要与共产党领导的越南通商交往。美国因朝鲜半岛而陷入数十年冲突,可今天的美国总统不还是要奋力牵制朝鲜?

不管此番贸易冲突前路如何,美中两国未来数十年还是会继续繁荣。两国未来无论有着怎样的主导地位,也将见证其他大国的出现,甚至挑战。我们不应将新近冒起的国家看成威胁,反而该视之为经济机遇。若无此等外来刺激,我们也许只会落入自满之中;正如两个世纪前封建帝王统治下的中国,被大不列颠帝国以船坚炮利的手段,强迫输入鸦片。今日的美国人看似也有被中国超越的焦虑。威胁与挑战不易区分,然而重要的是,不应把经济或可受控的地缘政治挑战误当成战略威胁,并在军事上过度反应——朝鲜战争、越战、叙利亚内战等比比皆是。今日的俄罗斯,威胁当然不及昔日的苏联。因此,美国的战略家或需构思出另一套框架,去看待今日美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的关系,而非再狭隘地认定他是扩张主义者。

基辛格在他2014年出版的一本着作《世界秩序》中写到,“重塑国际体系将会是当代政治家们的终极挑战”,但“必须肯定和保持美国的例外性”。保尔森也表示,美中无法达成共识将“为世界经济、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华府和北京必须展现出“坚强而具智慧的领导力”。

战争与冲突不能解决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我们也许不会再面对如两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战争,可是各种“小战争”仍将为上百万的人民及家庭带来巨大悲痛。为纷争划下适切的定义,进而厘定解决之法,对于建构一个更和谐的世界甚为重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双方争端,已为此迈出一大步。他们更为促使谈判成功而决定暂停增加贸易关税。这一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对全球增长动力造成打击。两国需要解决经济上的争端,以免世界走向另一场衰退。

中国和美国同为伟大的国家,这种伟大并非军事力量或财富的结果。美国的外交精英,绝不应沉醉于抽象意义的伟大概念,甚至陷入难以实现的想象中。真正的伟大只能在历史的考验下得以实现。

以往,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蹂躏下饱受屈辱。在寻找现代角色与定位的过程中,中国经历过内战、经济混乱,以及政策失败带来的人为苦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很好的例证。中国的改革,正是出于中国领导人及精英阶层深切意识过去失败之教训。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成就斐然,赢得国际社会敬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并不困难,教训之难只在于我们抗拒历史的呼唤。不论是中国或是美国的精英们都有足够的智慧去察觉聆听,在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呼声面前,他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是人类赋予他们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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