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派缺席穆尔西葬礼 谁是阿拉伯之春后最尴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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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下葬72小时后,曾经在第一时间失语的西方世界终于对此有所表示。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侧就对此发表声明,称“埃及应更人道地对待囚犯”。但这对于穆尔西已经死在狱中的事实没有什么影响。伴随着埃及外交部也发表讲话,指责联合国不应将穆尔西之死“政治化”,这场风波就算告一段落了。

必须承认,目前对穆尔西(Mohamed Morsi)之死反响最为强烈的只有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等人就纷纷出面,在媒体上“哀悼烈士”,“痛悼民主”。但这与埃及与土耳其外交关系的险恶有关。

相比之下,当年第一时间参与并协助鼓动埃及“广场革命”的西方大国和相关当事人就一直噤声。如美国前驻埃及大使帕特森(Anne Patterson)在狼狈卸任之后,就很少谈及埃及的现状,仅仅强调“美国认为‘阿拉伯之春’系提升美国价值、促进民主的机会”。这与他们不仅参与推翻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有关,也和他们参与推翻穆尔西有关。

而今,穆尔西已经入土为安,各路煽动当事国青年示威、“抗命”的鼓动者也选择闭嘴。面对着这位“民选总统”寒酸的葬礼,当类似的局面同样出现在叙利亚、利比亚、乌克兰这些曾经的“革命圣地”,进而继续向世人展示其倒退乃至更为悲惨的命运时。当年扮演“革命”推手的西方势力及当事国的自由派人士又会做何想法呢?

穆尔西在2013年第一次受审时曾咆哮公堂,拒换囚服,但他此后还是顶不住压力(图源:VCG)

下一个就是你

对很多分析人士来说,“阿拉伯之春”虽是遥远的事情,穆尔西的非正常死亡还是让八年前的风波再次变得鲜活起来。

当时,数以千计的埃及人曾涌向开罗的胜利广场举行“愤怒日”抗议活动。当这一系列活动随着西方主流媒体和刚刚兴起的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广泛传播,并被各路域外人士盛赞时,被鼓动的风潮随即转向高潮。在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野被逮后,开罗的示威者们顿时欢呼雀跃,以为自己真的得到了胜利。

的确,从2011年到2013年间,“阿拉伯之春”在西方大国、“自由人士”以及各国示威者及叛军的裹挟下,在大国间造成了些影响。在埃及,坊间还津津乐道于“穆巴拉克听闻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兵败身死心脏病发作”的传闻。

但随着埃及在2012年举行大选,并把“穆斯林兄弟会”(即“穆兄会”)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选为首任民选总统,此前上街推翻穆巴拉克的示威者们面对“民意”不能顺遂自身心意时,同样的招数就落到了穆尔西及其部下的身上。

穆尔西(右)没料到自己亲手提拔的防长塞西(左)将军是推翻自己的核心角色(图源:VCG)

穆尔西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处事武断,举措轻率,政策失误较多。其党派四面树敌,未能协调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共事,难以形成合力。其政府上台后社会治安恶化,动乱不已。加之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大国承诺的贷款基本未到位,“革命”后的埃及经济也越发恶化。但这一切不是民选的穆尔西政府被埃及自由派势力、军方以及域外大国联手推翻的理由。

当埃及的左翼、自由派人士一起在西方支持下,转而对曾在同一战线上的穆兄会人员喊打喊杀时,这一场景甚至还显出了几分虚幻。

随着埃及军方在出手前通报美国,埃及的阴谋家们也以超越2011年“愤怒日”的规模推翻穆尔西当局,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当局就在第一时间出面支持埃及军方重掌大权,转而将“民主原则”让位于“战略利益”。

事已至此,纵然西方世界会在此后因埃及军政府重手镇压“穆兄会”示威而颇有微词,但他们在穆尔西一案上的尴尬角色也已无法摆脱。

暴风雨中的小丑

必须承认,在得悉穆尔西的死讯之后,也有些“阿拉伯之春”的埃及政要亲历者出面说了些话。譬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200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时任埃及临时政府副总统的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就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哀悼逝者,慰问丧家”的意愿。

可对还记得2013年发生了什么的埃及人来说,巴拉迪此举的意义更具讽刺意味。这位埃及“自由派”领袖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呈现了随风倒的混乱态度,他的经历也是埃及“革命”中望风而动的自由派人士的缩影。

资料显示,巴拉迪在2009年离开国际原子能机构后,就在其副手,美国社会活动家科布伦茨(Laban Coblentz)帮助下学习使用社交网络。巴拉迪虽在2010年表示对政治活动无感,但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不仅在2011年1月27日示威爆发后第一时间返回埃及,前往“胜利广场”。还尝试在“民意”加持下担任代表向穆巴拉克“请愿”,并一度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曾在2011年后都被投入监狱,而今他们都无生存之虞(图源:VCG)

但巴拉迪一看到“穆兄会”势大,就马上宣布退选,转而组建其“宪法党”并加入埃及其他反对党团组建的“救国阵线”,继续在穆尔西当选后扮演“反对派民意领袖”。到2013年7月时,随着反“穆兄会”的势力浩大,穆尔西的政府被推翻,巴拉迪看到时机成熟,就出面代表“救国阵线”与军方合作。

巴拉迪试图借此取得一个总理任命,但在其他势力更大的党派反对下,只赢得了一个副总统的头衔。尽管他在埃及军方2013年8月对穆兄会人员“清场”后选择辞职,离开埃及,也展示了自己“基于良心,不想看到流血”的意图,但这终究为时已晚。而自由派人士在穆兄会与埃及军方之间朝三暮四、不想负责任的表现,也让埃及人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目前,“穆兄会”和埃及军方的小规模武装斗争仍在继续,为此,该组织近年来已有至少16,000人到41,000人被军方控制。但这种近乎“恐怖袭击”的对峙难以继续取得埃及民众的支持。加之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当局也已计划在2019年5月后将穆兄会定为恐怖组织,病死在狱中的穆尔西也逐渐从民选总统变成了匪首。事已至此,西方世界又怎么会对他继续产生兴趣呢?穆尔西孤独的葬礼,也由此给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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