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世界大变局特稿】中国崛起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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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腾飞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VCG)

当李鸿章面对摧枯拉朽的清王朝说出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可能很多人认为言过其实甚至是毫无知觉的,如同习近平面对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说出那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也不可避免遭遇多数人的不解、低估甚至是扭曲。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许只有经过时间的荡涤和实践的检验,回过头来看,人们才能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和分量。这是习近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的阶段性判断,也是世界各个角落都正在发生且即将共同面对的世纪命题。

为了最大限度解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维新闻推出系列特稿。此为系列文章第四篇。《更多内容见多维CN第48期封面故事》

在谷歌(Google)中输入关键词“中国崛起”,搜索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着怀疑态度在追问:西方“注定”会衰落?中国崛起终结美国世纪?中国能“和平”崛起吗?世界重返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第二类在警惕中国崛起,故而断言:“中国世纪”尚未到来,中国崛起存在“振兴假象”,势头很快将消失。第三类是承认中国已经崛起或者正在崛起,并开始预测可能的后果:中国崛起让西方乱了阵脚,中国正重塑国际秩序,中国崛起如何改变亚洲,“中国崩溃论”错在哪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归结起来,不管是怀疑、警惕还是乐观,至少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真的来了!

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说,很难理解中国如何在维持一党执政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因为过去百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让西方世界越来越笃定,民主的、基于市场的制度就是比计划经济和威权政治好,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正是这一论断的总概况。套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自由成功了,历史终结了”。可是到了今天,不仅“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连同“历史终结”本身也率先自我终结。人们转而开始思考一个命题:中国崛起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当这只沉睡的狮子醒来,又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作为一个历史和时代认知感极强的民族,深处历史洪流中的中国人一直在思考“时代”与“世界”的命题,并不吝以自己的实践解释和赋予每个“时代”以不同的意义。所以当习近平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在此后的各个场合不断重复这一论断时,既包含对中国自身过去百年的回顾与总结,也有着对“世界”和“时代”的理解与诠释。而在做出这一论断时,习近平也对今时之中国做了判断,那就是“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站在这样的“发展时期”,往前看,是百年历程中的成就、经验,当然也有不少问题和错误;往后看,则是中共十九大报告制定的三阶段目标以及更长远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过,正如李鸿章当时面对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人们的困惑和无感一样,今天习近平说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鲜有人能真正明白其背后的意涵与野望。不过至少以救亡图存的五四运动至今的百年为界,解开“中国崛起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困扰很多人的命题,恰逢其时。

事件总是依存于人们的认识、判断和感觉,以及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判断和感觉而产生的行动。而将时间轴转换至一百年前,关键事件无疑是“五四运动”,由此产生的具体行动,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最终结束晚清以来的军阀割据和列强对中国的蹂躏。

先来看看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是怎样一番景象。中国自身的小气候自不用说,军阀混战、积贫积弱,用“满目疮痍”来形容也毫不夸张,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国就此走出三千年的帝制,但中国未来究竟向何处去依然飘忽不定。再看国际大气候,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甚至弱者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强者手中,因常年战乱和落后,中国当时毫无话语权和尊严可言,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正是因为列强在巴黎和会不顾中国反对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引发。所谓弱国无外交,何况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能任人蹂躏和践踏。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中国作家老舍在《茶馆》中藉第三方之口对当时坚持实业救国的秦二爷有一段很直白的“挖苦”:“他是越来越有钱了,可是他那点事业,洋人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推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五四运动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的确一直趴着,始终没有真正站立起来。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以及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时代正式开启。尤其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说出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受尽“三座大山”之苦的中国人才真正得以站立,成了大写的人。因为亲眼目睹过中国如何在主权不独立之际被各方瓜分蚕食,毛泽东开国不久便果断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实现了外交独立,接着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切身经历与能力支援不少国家的反殖民浪潮,以及再之后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为毛泽东时代一扫过去的“窝囊气”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因为毛泽东认清了当时的“朋友”与“敌人”,也知道该团结谁、依靠谁,所以才在美苏争霸的缝隙中找到了可以呼吸的国际空间,还顺势成为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虽然期间有不少错误、问题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时代确实让中国至少在政治上崛起了,两弹一星、中苏论战、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以及中国被第三世界的“朋友”抬进联合国(UN)都是铁证。而期间的几场战争,包括朝鲜战争、中印战争、中苏边界之争等,都说明此时的中国不是二战时期的中国,也不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候的中国,更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候的中国。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政治上的崛起,那么邓小平时代,则无疑是经济上的崛起。人们常说,船大难掉头。对于中国这艘在文革浩劫中停滞了十年的“大船”来说,重新启动尚且不容易,更别说掉头了。要知道,当时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来来回回折腾了很长时间,邓小平面对思想乱局果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外交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同时,开始将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如此才有了中国今天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而这样的经济崛起,并非一帆风顺,期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历史转折性事件,以及天安门风波,一度让中国内外交困,但保持战略定力的邓小平以87岁的高龄,最终用一场南巡给中国重新注入了强心剂,堪比定海神针。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没有他“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决绝,就没有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邓小平时代之后,便是习近平时代。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后不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即对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做了说明。“昨天”是近代以来至毛泽东时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改革开放至今,包括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谓之“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因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为了最大限度接近这个“目标”,习近平上台至今可谓大动作不断,刮骨疗毒的反腐整风、对军队的整肃重组、在国际场合的积极有为等,全世界都看在眼里。如果说十八大前西方世界对于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形容习近平“strong”还没有多少感觉,那么现在便很能体会。他不同于毛泽东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却能聚合各方力量推动革命式的大改革以实现现代化治理;他也不同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却能因应国际格局之变顺势而为以趋近中国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愿景。显然,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政治上的崛起和邓小平时代经济上的崛起之后,习近平这位政治强人更多意欲唤醒的,是中国民众心态的崛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华文明的崛起。

今天西方世界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之所以诸多看不懂、不理解,甚至产生各种误判,根源在于多数情况下既没有全面、准确地看到中国过去百年的历程,也未能抓住和洞悉中国崛起背后的关键。

首先是“体”与“用”。从晚清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中西之辩。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艺复兴以来创造的精神文明,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在“刺激—反应”模式下亦步亦趋进行着从器物到制度的现代化。期间,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化”者亦不乏其中,尤其是近邻日本通过全盘西化取得的成绩被很多人看在眼里,比如陈序经、胡适等人就认为,晚清被西方列强侵入是因为中国君主专制文化落后,因此主张学习西方思想行为方式,全盘抛弃中国专制传统文化。

虽然中西“体用之争”至今还是“公婆之争”,比如李泽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坚持“西体中本”论,但不管是毛邓时代,还是今天的习近平时代,追求现代化的步伐从未停止。比如毛邓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四个现代化”,到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且始终保持着“中国主体”这个根本。毛泽东时代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了独立自主,邓小平时代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苏联解体以及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仍坚定走自己的路,习近平今天则更加明确“中国不会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的路子”。这样的中国,在积蓄了百年能量后,人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在西方国家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和道路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个“可能”的意义,绝不仅是军事与经济这些“硬实力”,更多的是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原来每个国家都应该有结合本国国情、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而非简单地照搬、模仿。阿拉伯之春的教训还不深刻吗?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之后的战乱频仍还不够吗?

“中国主体”之外,“经济民主”则是理解中国崛起的又一关键。过去百年,因为美国是世界老大,所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也牢牢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手中。人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政治层面,后来干脆限缩至“一人一票”,好像只要有了政治上的投票权,就算国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都可以自诩为“民主国家”而自觉高过其他非民主国家一截。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一些非民主国家因经济民生问题而导致的政治运动总是被冠以“不民主”之名。换言之,只要有了“政治民主”,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中国过去百年的实践,始终没有为了要“政治民主”的“表”而旁落了“经济民主”的“里”。即便是五四运动和天安门风波这两场意义深远的运动,虽然喊得口号是“民主”、“科学”,但其实回到彼时的具体情境中,庶民对于“经济民主”的诉求才是根本。再看今天香港的反修例风波,看似根源于香港的民主与普选,实则除了少数暴力分子外,走上街头的多数港人还是因很切实的经济民生问题积累了怨气和怒气。台湾就更不用说,虽然面对大陆总喜欢炫耀“至少我们手里还有一票”,但当昔日的“四小龙”风光不再,甚至经济多年停滞不前,再炫耀手中那一票反倒成了一种反讽。

理解了“经济民主”的内涵,便不难理解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庶民的胜利,而非少数人的功劳。前文我们以一贯的毛邓习来断代和划分,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全仰赖于这几位有着先知先觉和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其实不然。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变局里,不仅有最高领导人、执政者,还有数量之巨的普罗大众。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对于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在邓小平时代求变的渴望,在习近平时代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中国崛起的最大推动力。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依靠的正是庶民的力量,是“小米加步枪”、“农村包围城市”。而当邓小平刚要解放思想还未提出要不要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的时候,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二十名农民代表已经通过集体画押,完成了“分田到户”的惊人之举。

中国百年的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而且这沉甸甸的历史背后,一个更不容忽视的底蕴是中国的固有文明,这才是一切的基础与起点。所以当习近平说“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并非在为毛泽东时代辩护,更不是在美化文革;当习近平将自己放置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展览中,也不是在弱化邓小平,或是给自己揽功劳。这背后,有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着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自信。诚如我们此前说的,正是习近平上台至今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作为,才让改革开放不至于烂尾,才让今天的中国能够衔接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成就,也才能最终参与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筹划和塑造中。

的确,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再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中国这百年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期间有激流、险滩、灾难,也有成绩、经验。在进两步、退一步,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求索中,中国总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总算让古老且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有了真实的分量。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一书中所写,“中国强盛时期,会镇抚四邻;衰微时期,则以拖待变,争取时间,坚信凭借它的文化和政治知识的沉淀,中国终将恢复其大国地位。外部世界一向难与中国这一独特的国家打交道。它若即若离,但又遍及四海;恢弘威严,又偶尔陷入混乱……邓小平看到,最大的挑战不是挺过困难时期,而是眼前的危险过去后为未来做好准备。”习近平今天所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不只是为了应对今时今日之挑战,还因为当变局真正发生,中国真正崛起,才是真正最困难的时期。

本文转自《多维CN》48期(2019年8月刊)《中国崛起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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