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莫迪能否打破“龙象之争”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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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上周对印度的访问由于是非正式行程,反而留给两国领导人在更广泛的议题上更大的空间。在此次访问印度之前,中国刚结束庆祝中共建政70周年,这一盛事之后,习近平将出访的第一站定为邻邦印度,突显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致力于搭建南亚睦邻的新平台。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印关系因边境争端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经历了波折,而如何越过“龙象之争”实现“龙象共舞”,使中印关系的范畴超越双边关系,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意义考验着两国的智慧和努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红梅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次会晤采用了具有创新性的首脑外交模式,尽管双方仍然存在争端,但两国的外交心态更趋理性、务实、开放和包容,也更具有大国外交的风范和特征。

习近平和莫迪的非正式会晤其实更能让双方在重要议题上达成默契。(AP)

多维:本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访问印度,这也是继武汉会晤之后的又一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所谓的非正式会晤,就是不设具体议题、不签署协议、不发表联合文件,主要是双方领导人就涉及双边和国际层面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虽然是非正式会晤,但其实质意义可能高于正式会晤。莫迪称“金奈愿景”将成为中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从此前的“武汉精神”到今次的“金奈愿景”,您怎么解读“中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红梅:之所以是“中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主要是因为本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取得了比第一次武汉会晤更实质性的成果,第二次会晤开始进入了从领导人会谈到落实具体行动的阶段。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武汉会晤是继中印洞朗对峙后双方领导人为增进相互了解、减少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具有创新性的首脑外交模式,这种模式在国际关系中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主要增进了两国领导人在一些双边与全球性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认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而第二次会晤在武汉会晤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增强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了两国领导人在引领中印未来关系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推动了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机制化,双方都强调中印关系应着眼于未来向前看,通过顶层设计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定下了总的基调和指明了方向。

第二,在高层引领下,本次会晤达成系列共识。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更高级别的机制来解决双边的贸易投资与服务问题;继续致力于边界谈判以及深化军事与安全合作;强化人文交流并在2020年中印建交70周年之际将2020年设立为“中印文化和人文交流年”,双方将主办70场相关活动,将在各方举办35场。第三,这次会晤再一次展示了中印两国在一些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例如双方领导人都强调要坚持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两国共同致力于全球反恐;双方共同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包容性世界秩序等。

多维:提到中印关系,很多人脑海里可能第一反应都是“龙象之争”的画面,比如边境冲突,西藏问题,以及印巴冲突的中国如何站队等等。就访问情况来看,这次访问不乏对困难的排除、对成熟的外交心态的重塑。在您看来,具体排除了哪些困难?在外交心态的重塑方面又是怎样的?

李红梅:在去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就谈到中印应该“龙象共舞”,而不是“龙象斗争”,“中印1+1不仅等于2,更等于11”。尽管双方仍面临一些现实性问题,例如边界领土问题、贸易赤字问题、特定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共拥有约27亿人口的两个人口大国,两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总量的40%左右,双方领导层在相互认知上都是理性的,都明白只有通过共同合作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

而第二次习莫峰会通过达成战略共识,为中印现存的一些问题寻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引领,接下来两国各部门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具体落实,例如双方成立了以中方胡春华副总理和印方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为代表的高级团队以讨论解决具体贸易和投资问题,双方表示要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额和贸易量,中方将欢迎印度在信息技术、药品等行业对华投资;此外双方还承诺加强两军交流以建立互信措施等。因此可以看出,在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双方的外交心态更趋理性、务实、开放和包容,更具有大国外交的风范和特征。

多维:回顾历史,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会见甘地时就曾说过,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印两国都发展起来了,才会有真正的‘亚洲世纪’”;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也提出“亚洲复兴”,明确称“只有中印共同崛起,才是真正亚洲世纪的到来。”在您看来,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不断的中印,能否实现“共同崛起”?亚洲世纪或者亚洲复兴,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环,意味着什么?文化或者文明,在亚洲复兴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李红梅:中印能否实现“共同崛起”,关键在于两国能否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能否坚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携手并进,能否管控分歧寻求新的利益共同点。两国分别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口大国,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领土面积分别居世界第三和世界第七,同时两国也是拥核大国。因此无论是从人口数量、经济体量、领土规模还是军事力量发展来看,两国都是亚洲地区不可替代的国家,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两个大国,同时双方也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转型与改革的重任,这也决定了两国急需稳定的内外环境。

尽管双方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现实问题,但是从过去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双方对边界争议领土的分歧管控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其他国家树立了管控分歧的榜样,总体来说双方都努力寻求外交手段进行和平解决,并未因边界领土争端尚未解决而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而第二次习莫峰会更进一步的推动了两国边界谈判的步伐,为两国现存的难点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出路,两国领导人统领全局、高瞻远瞩,共同致力于“中国梦”与“印度梦”的实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亚洲之变”,即正在出现的亚洲复兴和亚洲崛起正改变着全球权力分配的格局,国际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的局面,而亚洲的复兴关键是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的崛起与复兴。而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文化与文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印两国同为文明古国,两国国内的文化不仅具有多样性,同时也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决定了两国的崛起与传统西方大国通过扩张实现崛起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中印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多维:谈到影响中印关系的第三方变量和因素,美国不可或缺。尤其是自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更是让印度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印度的“亲美”姿态除了用来孤立和施压巴基斯坦外,对中印关系也构成了一定考验。在中印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关头,特朗普的外交之变,或者说美国的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实质走向?

李红梅:在我看来,对中印关系的认识我们应该打破第三方因素驱动或者影响的思维,第三方变量或者是因素并不是影响中印关系走向的关键性要素,中印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生动力”,即它更多的是由两国国内发展和双方参与地区或全球实践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例如两国都面临经济发展的需要、扩大双边贸易的需要、加强人文交流的需要、深化反恐合作的需要以及维护地区与全球和平的需要等,因为这些都符合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一国进行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

而且这次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金奈会晤也共同强调了两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因此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应过多的考虑第三方因素,而应该深入挖掘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对彼此进行关系定位并寻求两国关系发展的内生性,只有这样双边关系的发展才更具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不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和摇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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