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盾亡命之旅 从偷渡惨案管窥越南社会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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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当地时间10月30日,随着越南总理阮春福、副总理范平明等人又一次出面“督办”39人致死的偷渡事件,越南公安部长苏林亦宣布派员前往英国,至此,曾在中文媒体引发轰动的“死亡卡车”的相关话题逐渐降温,越南语媒体则骤然升温。

就越南的现状来说,该国的社会阶层业已在“革新开放”之后逐渐分化,该国除去因地理、经济因素划分的四大类地区外,普通越南人因教育程度而导致的经济、认知差异也相当突出。这场惊动越南全国各个阶层的风波,已成了管窥该国民众尤其是城乡青年思想的重要渠道。各阶层对这场惨剧已彼此不能相互理解:中产阶级固然认同冒险致富,普通城市平民就对此表示反对,这种思想上的分化也成了判断越南社会分层的关键指标。

普通人的真正经济能力

资料显示,越南目前9,600万人口,其平均年龄只有29岁,其中15至34岁人口约为32.8%,这意味着越南年轻人口居多。这部分人口也是越南近六千万网民和四千多万社交网络用户的主体。

由于越南城市的通信网络远较乡村发达,这使得其网民能有效地代表特定群体,即身处越南城市,收入适中的中位数人口的意见。这一比例也和越南统计局公布的“1,500万中产阶级”和“910万贫困人口”形成了印证,即越南网民可能确已代表该国社会的特定阶层。因此,他们的意见才在这场偷渡惨案期间起到了清晰的对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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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越南人来说,从越南快报(Vnexpress,又称“越南快讯”)到英国广播公司(BBC)越南语频道在内的很多诸多“权威媒体”在24日、25日间一开始仍试图营造某种刻板印象,即强调受害者是贫困地区居民或渔民,后者还称多数死者所在的乂安、河静两省因2016年时台塑集团所设钢厂排放污水,导致生计无着。但随着信息的释放,外界的疑惑也变得越来越多。而媒体的一面之词也难以继续说服越南网民。

首先,当英国媒体披露死者籍贯是乂安省昆光县、安城县以及河静省干禄县等地时,外国读者固然不明白,越南网民就大致清楚,这几地都不是沿海城镇,死者与所谓“渔民”无关。再次,新闻报道还展示了死者家中的红木家具、厅堂等阔气陈设,这与“赤贫”也颇有差距。再者,多处报道还谈及了死者家族抵押地产、田产换取贷款等细节。

对越南各界人士来说,偷渡者付出的经济代价更为惊人。多家媒体均已披露,称39名死者为偷渡前往英国需要支付3万英镑(约合3.85万美元)到1万英镑(约合1.3万美元)不等的路费,这一四舍五入后相当于10亿到3亿越南盾的巨款让很多越南普通网民震惊不已,也因此暴露了自身周边的经济能力。

根据2019年6月时越南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越南城乡职工的平均工资大约在660万盾(约合284美元)到690万盾(297美元)之间。它意味着一个普通越南人需要不吃不喝至少工作十年才能攒下10亿盾这样一笔大钱。更多网民评论更显示出越南城市普通居民的社会环境也不足以形成这样大的资金流。

至此,更多网民反而根能据报道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偷渡惨案固然令人震惊,但死者及其家族也并非赤贫之人,他们的家境反而好于越南平均标准。

中产阶级与普通人的鸿沟

到10月27日之后,来自越南《劳动报》等媒体的更多细节也证明了这些猜测。如最初被披露的死者范某,其家庭就依靠她此前赴日本劳务输出的侨汇收入买了汽车,其家族也在当地靠经商为生。

当地警方指出,范家“经济状况正常,虽不十分富贵,亦非贫困”。BBC也称,不少偷渡者的家庭经济实为“小康”,这种局面和外界此前了解到的越南中部“贫困”地区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以胡志明市、海防等经济发达地区(亦为越南第一类地区)为中心,越南的一千五百多万“中产阶级”开始过上了与其同胞大相径庭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Getty)

其实,相对于越南大多数本分生活的城乡人口,参与劳务输出、海外营商或偷渡的越南人反而是趁着“革新开放”社会转型期大发利市的一群人。他们较之生活稳定的中位数人口,更接近越南总数1,500万的中产阶级。如目前的越南首富、温纳(Vingroup)集团董事长范日旺就是在乌克兰起家并赚到第一桶金的。

到10月29日,还有亲历者向媒体爆料,介绍了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冒险家开拓的一条从俄罗斯到乌克兰、波兰最后经捷克进入德国的偷渡“交通线”。

根据这一报道,很多偷渡者冒着淹死、闷死的代价藏身尼龙袋,由蛙人在水中拖行,借此越过波、乌边境的布格河,接着在越南“同乡”的帮助下,用9个月时间从捷克边做工边转移到德国,并在德国的难民营等地依靠非法交易每个月赚取1,000欧元(约合1,111美元)至5,000欧元(约合5,555美元)不等的收入。

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越南,更多收入低微的普通人并不能理解偷渡者的行为,这种本分的想法对河内当局是无价的。(Getty)

偷渡者风光但危险的生活方式让不少在越南拿着不错薪水的“中产阶级”动了心。譬如在越南快报的网友留言中,一名叫“阮进胜”(音译)的网友就抱怨道,自己虽然每个月挣4,000万越南盾(约合1,729美元),也算家大业大,但看到别人每个月能赚更多,就心痒难搔。这种言论也和普通网民“希望在国内努力工作”的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当后者还作为越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在南海等问题上积极发声时,这场重大舆情事件对河内当局而言,似乎也成了某种坏事变成好事的机会。在外界以为越南有可能因贫富差距而产生国内动荡时,越共更因此展现了自己的驭众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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