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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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的欢迎仪式、和谐的谈话氛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金奈举行“武汉2.0”会晤的主基调。中印两国领导人明显在为外界释疑,试图打消外界对“龙象相争”的疑虑。其实,无论是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等尚未谈妥的阻碍,抑或“印太战略”等国际环境下的不确定因素,都并非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所能解决。中印关系的前路仍有太多不可预测,而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国家,对二十一世纪全球走向起着关键作用,让人细思极恐……

本文转自《多维CN》051期(2019年11月刊),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习近平与莫迪在印度金奈的会晤,为重新审视“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契机。(AP)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金奈峰会结束,峰会上再提“中印+”模式。“中印+”模式,外界舆论的关注并不多,但在武汉会晤后,两国已经正式在阿富汗启动了联合培训当地外交官的“中印+”合作项目。“中印+”模式看似不起眼,但确实为未来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指引了方向。一方面,两国各有优势且互补性强,迭加效应,助力打造更加畅通的地区互联互通网络。另一方面,“中印+”建立一种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也有利于带动周边国家实现区域共同发展。试想,按照规划,“中印+”模式拓展至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伊朗、缅甸等国,以及南盟(SAARC)、环孟倡议(BIMSTEC)、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EC)等地区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不光是中印这个“圈”,放眼全球会发现,中国已经从媒体报导中那个“没什么朋友”的国家,发展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与中国有“伙伴关系”的国家一箩筐,其中不乏创新了各种合作模式、交流模式。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变化的,还得从中国一贯外交政策谈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不仅是当时中国外交的基础,而且使中国外交变被动为主动最终得以走出被孤立的困境。如今,尽管三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世界只剩下美国,第二世界也没有往日的祥和,但相比之下第三世界正在变得生气勃勃。

如果说过去中国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源于自身的衰退与落后,那么当前问题与威胁主要源于自身的发展与崛起。对于中国崛起,世界有三种反应。一是遏制,主要来源于美国,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本刊多次撰文指出,这是源于老大和老二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摊牌”的阶段。

二是选择两边站,即在中美之间选择一种平衡,这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三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中国崛起是机遇,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希望搭上中国这趟快速列车,并在转型中的世界秩序中寻找有利的位置。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态势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无非是他们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与推行遏制战略的舆论工具,其逻辑就是历史上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按照他们的逻辑“国强必霸”。而中国是新兴大国,是威胁,所以要联合起来遏制中国。事实上,目前美国的困境在于面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他们自己迷失了方向。遏制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试图维护已经逝去的世界体制,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从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国情咨文演说上说“美国绝不能接受第二名”,到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优先”,都表示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单一超级大国地位成为过去,而这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现实。

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是另一个挑战。所谓中间地带,是指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东盟(ASEAN)国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还有印度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外交选择表现为两面性,一方面在战略安全上往往站在美国一边,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倾向于中国,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东盟国家成为重要的“中间地带”。(Getty)

就现实来说,目前大多亚太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既是威胁,但更是机遇。过去半个世纪世界见证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奇迹,先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后是中国更大规模的经济崛起,接着是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提升了地区国家的民生水平,而且使亚太成为世界上最为和平的地区。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经贸合作基础上的。

以贸易为例,自2000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贸易额从320亿美元跃升至2018年的5,878.7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还在实现着两位数的增长。另外,截至2018年底,中国和东盟双向累计投资额达2,057.1亿美元,东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此外,这里还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并且,随着亚投行(AIIB)的成立,承诺帮助亚洲国家满足它们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此外还有“一带一路”战略,该计划带动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中东并最终抵达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求发展的中间国家,并不想失去这些机会。

而另一个变化是美国的盟友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变化,这些中间地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去年的七国集团(G7)峰会,随着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The Iranian nuclear deal)、宣布向加拿大和欧盟征收钢铝关税,让这个维系了四十余年的西方经济联盟剑拔弩张。今年的G7,分裂更加公开化,成为四十四年来首次不发表联合公报的G7。尤其是对欧洲国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矛盾已然公开化。“北约过时论”、质疑欧洲一体化,要求欧洲盟国为北约(NATO)防务支付更多军费,在贸易问题上一再施压……对欧洲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外交举措,导致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美欧的分裂都不是新鲜话题了。而“铁杆盟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多次对特朗普热脸贴冷屁股后,中日关系早已经从冰点复苏,或许随着明年习近平访日还将推向高潮。

其实,不论是中国向“中间地带”的靠拢,还是美国同“中间地带”的分裂,难道不都可以用中国一句俗语概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果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态势与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是主要问题与挑战,那么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一带一路”构想,则证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中国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而且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

中国“西进战略”被西方媒体说成是中国的战略大转移,目的是为了避开美国,寻求突破,但是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西进战略”发展成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改变了中国外交的走向,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走向。其一,它是一个战略大框架,尽管是经济政策,但是良好的经济政策显然又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大战略。其二,其基础与美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不同,它不是经济援助计划,也不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结果,而是基于地缘经济与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所以它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其三,尽管其基础在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但是它将自然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旦变成现实,将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经讲到:“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将地球翻转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内的陆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颠大致处于该半球最显眼的地方。”显而易见,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发现,更重要的是在于商业贸易与经济发展机遇的发现。与此对比,“一带一路”的构想最大历史意义不正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世界再次看到已经沉睡了五百年的欧亚大陆。试想,欧亚大陆上的中、印、俄一旦形成了某种三角关系,稳定住了该板块的基本盘,这个板块上有世界最多的国家,再由此及彼,发展到非洲大陆,而那里从来都是中国“三个世界”的“朋友圈”,将是怎样一番光景。

今天的“第三世界”之于全球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新华社)

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时任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enneth Kaunda)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构想。在当时,“三个世界”理论的要点大致包含三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世界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即三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它们互相争夺世界霸权;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处于二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但他们也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其二,确定中国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

其三,中国遵守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

四十五年之后,当今所处时代环境与“三个世界”理论提出时已有巨大差异,但将当今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演进历程,与毛泽东当年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相对照,完全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首先,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世界各大国并非铁板一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许多矛盾和分歧。其二是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美苏任何一家的霸权企图。而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第二,毛泽东始终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视角、国际处境和发展需求出发来思考国际问题,因此竭力主张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亦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化、乃至对人类发展所提供的特色社会主义方案,一脉相承。

第三,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其实践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种力量、两类矛盾”的分析,以及“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直至今天中国政府强调推动多极化的战略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既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对外关系诉求,也反映了世界格局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历程。

以上,也是理解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线索。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在着重处理好与各主要大国关系的同时,仍然必须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世界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在处理各种矛盾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新“中间地带”的支持,以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并没有过时,依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也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立足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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