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卜睿哲:一国两制被滥用 示威者有数个策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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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前,11月18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刊布了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题为“香港城市的安魂曲”(A requiem for the city of Hong Kong)一文,分析香港今次示威的起源及特点。 卜睿哲称,北京令“一国两制”被香港精英滥用,成为当下社会动荡的重要起因,而激进政治人士亦滥用了北京赋予的自由,创造出被北京视为危及国家主权的严峻挑战。

香港精英知道问题 但不愿纠正

对于有指造成香港当前危机的原因,是社会及经济不平等,卜睿哲认为这种想法有道理。他在文中指出,香港是世界上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但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买不起楼, 因而无法成家立室,这种经济及社会不平等已存在数十年,但当局对此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文中直言,香港有不少精英都知道如何纠正这些不平等问题,但却缺少了政治动力,主因有二:第一,大多数企业精英不愿意分享个人财富;另一点是,中央政府认为,透过商界精英及公务员领导的管治,能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为回报,中央政府让富商保留自己的财富,并限制人民选出领导人的权利。”

然而,卜睿哲认为此策略具有致命弱点。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让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力,以至1997年回归后,香港这个“纯粹的经济城市,已成为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城市。”港人亦渴望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并意识到这是减少政治及经济权力集中的唯一途径。

卜睿哲认为,香港在1997回归后,由纯粹的经济城市,变成非常政治化的城市。(AP)

对昔日运动的反思

卜睿哲将今次反《逃犯条例》示威,与过往两次重大政治运动(2003年反23条游行及2014年“雨伞运动”)对比,指出几处不同。

卜睿哲认为,2003年时,示威者遵守公众游行集会的法律规定,北京和港府很快便予以妥协。2014年时,示威者虽然没有遵守公众游行集会的法律规定,包括占据交通要道,也存在一定暴力行为,但整体运动是和平的,北京也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提出阶段性政改方案,可供香港最终走向全面民主,然而激进示威者当时拒绝北京该妥协,温和示威者也默许了激进示威者。(卜睿哲亦认为北京的让步或许来得太晚,以至于未被示威者正视。)

卜睿哲认为相较于前两次重大政治运动,今年的情况有几点不同。

今年运动的几大特点

第一是港府后知后觉,没有意识到民众对经济及政治问题的不满情绪仍在表层,硬推《逃犯条例》点燃新一轮示威的火花。港府作出让步之时已为时已晚,亦难让示威者认同政府让步的价值。

第二,较激进的示威者在今次运动中采用不同战术,他们以“流水式”打游击战,在城市四处流动。同时,部分示威者的暴力程度大幅升级,从卜睿哲远距离观察,“示威者多次挑衅警方,以至于形成了攻击和反击的恶性循环。”

卜睿哲指出,示威者在今次运动中采用不同战术,暴力程度亦有所升级。(AP)

示威者的策略性失误

卜睿哲续认为,示威者犯下几个策略性失误:首先是港府作出让步时,示威者或是不懂得适时收货,或是试图通过延续抗争,从而排除妥协的可能,以最大程度破坏香港现行制度。他认为,示威者“无大台”的组织方式,令不妥协的立场得到强化,无从判断行动何时收手,也令示威者的做法只能换取越来愈少的来自政府方面的让步。

卜睿哲还指出示威者误判了外部势力的意图,一方面不理解习近平对国家安全“近乎偏执”的顾虑,不理解自己的做法会加深这种顾虑,以至于激进示威者的做法令得强硬派的主张在北京愈发得势;另一方面,示威者同样也不了解,虽然部分美国领袖在不了解香港运动暴力一面的情况下对运动表示了高度支持,但握有最终决定权的特朗普事实上不在乎民主、人权和法治,只是希望在与中方的交易中采取选择性绥靖的手法。

能否继续为国际金融中心?

卜睿哲指,“一座自由城市与一个列宁主义国家,或许终究是无法并存的,我们永远无法确认”。随着香港商界精英利用“一国两制”来致富,而激进的政治人士亦利用北京给予的自由挑战中国主权,中央政府可能会从根本上削减香港自由,并实施严格控制,以确保这种危机不会再发生。

在这样的政权下,香港能否以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继续生存,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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