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峰会】马克龙的妄言 法国人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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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的年度峰会于12月3日和4日在英国伦敦展开。然而一如内部冲突愈发激化的七国组织(G7)峰会,此次北约峰会的气氛也并不融洽。有人诙谐比喻,“法国不满于美国和土耳其,德国不满于法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最不满于法国但也不满于北约所有人,北约所有人又皆不满于特朗普”,这固然是笑谈,却也颇为生动地展现出了北约内部的分歧。

这些分歧是早而有之的,但至少各方还努力地维系着政治正确,维系着组织和谐。而那位撕裂这层和谐外表,令各种分歧在此次峰会再难遮掩的人,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他不久前那句“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言论。

马克龙的“妄人妄语”

10月底,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以最为平静的语气讲出了最为激进的话:北约当初成立是为了应对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而今随着苏联的解体,北约已然成为“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购买美国商品以作补偿”的跨大西洋关系,至少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人是这样审视北约的。马克龙继续说道,法国绝非为了这种合作关系而加入北约,“北约已经脑死亡,一边是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一边是土耳其自顾自地发起攻击性行动……虽然北约依旧能有效指挥军事行动,但在战略和政治维度,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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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该专访于11月7日刊布,“北约脑死亡”就成为了各方聚焦的核心词,并在过去一个月内引起了众多政界人士的口诛笔伐——以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为例,她先在马克龙该言论刊布后第一时间发表批评与不认同,遂又在11月27日德国联邦议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谈及北约的意义,表示现在欧洲仅靠自己无法自卫,德国为北约承担更多责任都是正确的。

然而,据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报道,“许多欧盟官员私底下都认为马克龙的抱怨大抵正确”。事实上,不少欧陆小国之所以加入北约,也确实是为了获得军事安全保障,而近年来的北约峰会也确实一直纠结于军费等问题,而在战略决策维度缺乏协调。

不过,无论是出于观点差异或是对美国的顾忌,各北约成员国都选择了更为圆滑的措辞。唯有这素有自负名声的马克龙,再度摆出了孤傲的一面。诡谲的是,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如果说欧洲各国中有谁最可能站出来说这种“不中听”的话,那也就只能是法国了。

回望这一切纷争的源头,那场10月底的《经济学人专访》,马克龙在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中,与记者侃侃而谈一小时有余,从防务、欧美关系、5G、欧俄关系一直聊到政制模式和欧盟(EU)整合,“北约脑死亡”绝对不是重点。从该专访中,人们能明显地看到他对横向的现况以及纵向的前景之审思,而贯穿全文的,则是他对法国乃至欧洲独立自主的追求。

这对法国而言并不新鲜,毕竟自五十年前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开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们便秉持着同样的独立自主的思维。

12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伦敦,在英首相府邸唐宁街10号受到接待。相较于马克龙,默克尔针对北约的表态尤为温和。(AP)

固执的戴高乐 坚定的继承者

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童年玩伴、先后担任驻英、驻苏大使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恭敬的接待。在英国,他与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于乡下别墅闲谈;在苏联,他与斯大林(Joseph Stalin)长谈于克里姆林宫。可是据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曾与戴高乐同乘飞机,戴高乐对他爱答不理,俩人几个小时里竟然聊不到三句话——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孤傲的人,这种性格也让他的从政之路较为坎坷。

1944年,荣归巴黎的戴高乐本以为可以领导法国走向复兴,但是很快便因不谙政治斗争,被第四共和国老练的政客们排挤,被迫于1946年宪改公投失利后辞职,一隐居便是十二年之久。到了1958年,第四共和国在越南遭受奠边府战役惨败,在中东的苏伊士战争草草失败,阿尔及利亚也开始独立运动,在国内各政客更是沉溺于权斗。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抓住了这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把法国政制从头开始重塑。

戴高乐还重塑了法国外交。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原子能法案》,标志着美国核垄断政策的确立,令直接参与美国核武开发工作的英国和加拿大心生嫌隙,更让戴高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加速独立自主的核武开发,最终于1960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4年,戴高乐又顶着美国的压力,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1966年,有鉴于彼时深陷越南战争和美苏争霸的美国,以“法国绝不能将其赖以生存的国防交予外国保护者,因为外国终究不可靠”为由,退出了北约指挥架构,只保留参与权,并大力发展陆海空三军,以至于法国今天仍是北约唯一一个不在“核计划小组”中的成员国,其核政策完全独立于北约之外,更有欧盟少有的独立健全的军工工业。

很大程度上,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得到其继承者们的延续。

希拉克(右)在1995年至2007年间担任法国总统,力推更独立于美国的、更适合法国及欧盟利益的外交政策,他本人亦与中日两国有密切关系。图为希拉克1997年在爱丽舍宫接待来访的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二人分别于今年9月和11月逝世。(Reuters)

面对迫不及待想要缓和美法关系的美国,法国前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一面欣然配合,一面保持军事和外交独立,乃至于1973年9月以身患癌症之身成为首位访华的在任西欧国家元首。另一位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则毕生支持“欧洲合众国”,于任内和西德总理共同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倡议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为欧元奠定了基础。从1981年执政到1995年的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国防、核武、对非关系、欧洲一体化和对英对美关系等问题上都一贯强调法国和欧洲的独立,甚至在对华政策上不顾美国游说,于1993年与中国草签《中法联合公报》,终止法国对台军售。执政于世纪之交的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则坚持法德同盟,在美国独大的后冷战时期为法国及欧洲力争一席之地,并在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时在国际社会高调吹起反战号角。

到了马克龙时代,他在2017年9月发表欧盟愿景演说中直言“当前挑战生死攸关,曾保护欧洲蓬勃发展的海堤已被淹没。我们只能沿着唯一道路前行:重新建立独立自主、团结和民主的欧洲奠基”。为了这个愿景,马克龙提议2020年成立“欧洲军队”、设立统一财长和预算,并在环保和移民等诸多问题上进一步统筹规划。这些愿景和倡议固然甚难落实,却反映出马克龙不愿“居人篱下”,追求法国人和欧洲人自己“当家做主”的执念。

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孤傲与执着,可谓是历任法国总统一脉相承的特征。

马克龙在内政外交皆颇为敢言敢做,亦因此常给人以傲慢自负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谓法国总统的一种传承。(AP)

哲人的忧虑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法国人总给人“傲慢”的印象。事实上法国人自己对此也不讳言,毕竟他们确有孤傲的资本。法国是欧洲未经历文化断层的最古老国家,其文化和语言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法文在一战前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通用语言;现代民主国家的概念亦是根植于法国。撇除这些文化资本不谈,当代法国严苛的教育体系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更是巩固了“强者生存”的自傲心理。

或许也正是这种“容不得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才让马克龙向《经济学人》发出“欧盟可能会从地缘政治层面消失”的忧虑。

他忧虑的是欧盟因经济状况而“南北分歧”,因移民问题而“东西分裂”,这两个问题又让欧盟各国变得愈发难以治理,以至于选举组阁困难、少数党政府执政愈发成为普遍情况。而当马克龙念及这些欧盟的危机,再联想到国际地缘正愈发向“中美G2”转移的趋势,就更让他担忧欧盟竞争力式微,“如果我们不针对这些危机做点什么,欧盟将很可能从地缘政治层面消失,或是至少不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正因这种富有哲学色彩的审思,马克龙才一再声称“我们正经历西方霸权的终结”,强调“自主战略”,力推欧盟整合,乃至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尝试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很多人会说,“法国依旧做着不切实际的昔日大国梦”,但是在这深深的执念背后,或许是一种恐慌,恐慌的并非“今日的我只是昔日的阴影”,而是“今日的我远未发挥潜力”。这不仅体现在法国人平时展现出的孤傲姿态,更体现在马克龙的忧虑,以及他历任前辈对法国乃至欧洲独立自主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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