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强案在澳大利亚发酵的中国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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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声称是中国间谍的王立强逃到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并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其声称自己曾负责许多高阶情报活动,包括指挥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等,甚接获指示要赴台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随即引发媒体关注。

尽管中国大陆很快释出王立强涉嫌诈欺影片作为反驳,加上随后另有澳大利亚媒体指出,王的说词值得“高度怀疑”,评论整起事件是场“闹剧”(farce),致可信度大打折扣。然而,就算不论王立强言论的真实性,就其言论内容在此前带动的恐惧情绪,已宛如投下一颗爆弹,掀起区域间热议。

其实,这类的信息重点向来不在内容真实性本身,真实与否反而只是一种“陪衬”。王立强的言论一出,最直接的反射效果,无疑是挑动、加大了原本就存在于台湾与澳大利亚的“反中”与“恐中”情绪,台湾方面用“芒果干”一词来借代“亡国感”,澳大利亚呢?不免也让澳大利亚人民想起,过去曾发生过多起境外势力介入的政治新闻。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举行活动庆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華社)

以政治献金而言,根据澳大利亚媒体ABC News的调查,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公司或个人向自由党与工党等党派,共捐献550多万美元,是最大的外国政治献金来源。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中国的经济渗透对澳大利亚人民而言亦是历历在目。

根据2015年《富比士》(Forbes)杂志统计,全世界最依赖中国经济国家的前十名依序排下来分别是:澳大利亚、台湾、韩国、智利、日本、秘鲁、巴西、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34.1%。此外,根据安侯建业(KPMG)的报告,澳大利亚从2007年起,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累计投资达约9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000多亿美元;在地产方面,中国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的农地数量仅次于英国,已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地主。

就以中国在澳大利亚购买农地为例,尽管可视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一类投资,但就澳大利亚立场而言,中国此举是否构成对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则是另一论。王立强一案指涉与主要指控的是中国大陆对港台两地的干预,但事件之所以得在澳大利亚发酵,亦不乏澳大利亚作为中国大陆大量资金输出地、进而孕育风险忧虑的土壤。从外资地主国基于国安考虑,立法限制外资投资,客观而言不离几项风险思考:

第五纵队效应

于地主国投资的企业,可能成为投资母国遂行政治目的的工具,在平时或战时进行渗透或间谍活动,抑或是游说地主国政府制订对其有利的政策。当政策的效益远超过经济利益,便可视为乃是替母国的政治目的服务。

敏感或关键技术依赖外人

外资投资常会带来的其中一项效果为“技术移转”(technology transfer),即是将设计制程、知识等,透过某种方式,从某一个组织单位移转到另一个组织单位,此过程称为技术移转。这部分的国安疑虑在于,倘若外资进入地主国后,投资军民两用的高科技技术,导致地主国的国防产业依赖外资的技术,或者是关键技术被外资取得,将使其因拥有该技术产生不对等的权力,外资会反过来箝制、影响地主国的政治决定与外交政策,进而危害该国的独立自主。

重要战略物资与国家资产遭到掌控

许多国家会禁止或严格规范外资投资特定领域,以避免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如能源矿产)、重要基础建设(如铁路、水坝、港口等)及国家资产的营运被外资掌控。事实上,除了能源矿产、基础设施或其它国家资产外,土地应可被视为与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同等重要的目标,原因在于土地的用途广泛,不论作为民间之用,或者是国家兴建重要设施之用,任何作用皆须于土地立基而后建设,若土地多数落于外资之手,试想此种情况将有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尽管近年来,中澳双边发展出许多合作领域,诸如共同研究大数据,包括行动感测、云端运算、数据储存等研究范畴,以用来改善国防情报分析与建立公共安全预警防范,但在合作的过程中,伴随中国可能借此取得某些关键技术,引起澳大利亚“被渗透”的恐惧。尤其在澳大利亚境内亲中、反中媒体间的意识形态碰撞下,某些真正重要、需要被报导出来的信息反而被淹没,从而豢养出对信息毫无筛选的视听群。

质言之,王立强事件内容其实很典型、很“中国”、也很相符传统西方对于中国大陆“锐实力”的想象,自然成为此案在中港台三地高度关注之外,扩及澳大利亚媒体间彼此质疑事件真实性、甚至评其近乎闹剧的不意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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