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发难:全球化是食利资本主义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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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危机。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在用对全球的贸易战和制裁措施给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据悉,特朗普加征关税的额度总计已高达720亿美元,关税贸易战成为1993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加税行动,占年度GDP的0.34%,抵销了部分政府减税的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全球经济在2020年将损失7,000亿美元。

然而,美国似乎早已决定对经济专家的种种警告不予采纳,特朗普也没有要停止向全球“发难”的迹象,贸易战仍是愈演愈烈。

2019年末 贸易战打击面再扩大

12月13日,中美宣布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然而两国诸多贸易问题还悬而未决。特朗普再度扩大贸易战的对象。

12月2日,特朗普突然在推特(Twitter)表示要重新向阿根廷及巴西两国征收钢铝关税,原因是这两国货币大幅贬值,“对美国农民不利”。此前巴西和阿根廷已经因为关税威胁同意了美国关于钢铝产品配额限制的要求。

特朗普威胁对法国加征关税,在北约峰会期间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发生口角。(VCG)

同日,特朗普向法国和欧盟威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针对法国的数字服务税向24亿美元的法国产品加征最高达100%的关税。法国的香槟、奶酪和酸奶等产品都可能受到影响。10月,美国已经对法国红酒加征了25%的关税。

此前,美国有消息人士曝出特朗普正考虑对欧盟进行新的贸易调查,有可能启动“301”调查。这对美欧贸易的打击比此前的“232”调查更大。

美国对日本和欧盟的汽车关税仍在炒作,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的修订版虽然已经完成但还需美国国会通过。

就在贸易战有扩大之势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又因为美国的一票否决而正式陷入停摆,从12月11日起无法运作。因此而无法审理的案件之中,有7件是针对美国提出的纠纷。

中国和欧盟均表示这是对估计贸易体系的严重打击。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对美国来说WTO“熄灯”更有利于特朗普继续使用关税“大棒”的威胁。

美墨加贸易协议达成之后,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三国国内审批。图为2018年11月三国首脑出席签约仪式。(VCG)

美国并非全球化的“受害者”

种种威胁和发难,其实背后的逻辑都一样,就是全世界占了美国的“便宜”,特别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中心转移,特朗普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似乎很合理。

关于美国“重建中国论”和“美国吃亏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经在12月4日记者会上进行了驳斥。不可否认,外资投入是中国经济的推动力之一,但是说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自主科技取得的成果都是美国“重建”的结果,的确可笑。何况,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发现97%的美国受访企业认为跟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巨额利润,都让“吃亏”一说无从谈起。

美国感到“吃亏”的心理也不难理解,毕竟全球眼看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的减小,世界经济引擎已经在东方,工业“锈带”失去竞争力。但是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贫富差距的加大、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些都是全球化造成的吗?

此时英国评论家的沃尔夫(Martin Wolf)所做的判断是值得思考的,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需要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分享利益,而现在食利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所谓“食利”,是指社会上以依靠存款、闲置资本、专利和著作权,以及专靠持有有价证券以取得的利息、股息为生的人形成的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经营管理,拖累社会的生产能力。早在凯恩斯(John Keynes)时期这一阶层就被批评,因为食利阶层创建的体系既没有效率,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他希望看到这个阶层的“终结”。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兴起之后,凯恩斯主义被抛弃,上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体制再度向食利体系靠近,其中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用“涓滴效应”(Trikle-down Theory)论证给富人及企业减税可惠及所有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同时,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自然让食利阶层更加壮大。

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进程的确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更大的市场、更便捷的避税渠道,给西方行业垄断的形成、金融泡沫的累积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西方社会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仍然是因为食利阶层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自身缺陷,而不是外部原因造成。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甚至为西方承担了一部分的风险,美国几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波及就是如此。

刀口向外的政治红利

沃尔夫认为,把矛头指向全球贸易和移民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西方最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针对食利资本主义的改革。也就是说,需要建立机制来限制享有特权的个人和企业向他人榨取大量租金。这一进程必须要有政治力量的介入。

然而,在当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这种改革很难受到欢迎,既得利益者阻挠的同时,已经被煽动的民粹情绪也对政府干预有天然的抗拒。反而是把矛头指向国外时,政客总是能得到很大的政治红利,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都是例证。

对美国来说,发动贸易战已经不是第一次转移国内风险的行为——二战之后,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原因之一就是缓解国内的经济衰退;上世纪60年代,经济衰退中美国发动越战,起到了支撑经济的作用;70年代的滞胀危机开始后,美日贸易战也随之激化。如今美国把关税大棒指向全球,指责“不公平”贸易正好满足了民粹情绪的需要。而美国在国内继续量化宽松的势头,更是“治标不治本”。

“刀口向外”不能解决内病,只能延缓病情的爆发。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当前面临的难题,还是应当直面问题的本质,而不是拿全球化为制度漏洞“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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