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斗而不破的千年三国志 何以未彻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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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于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体现了三国之间虽有跌宕但未有停滞的合作趋势。虽有韩国媒体炒作文在寅是否表态支持过习近平定调香港与新疆属于中国内政的说法,借机反对中韩亲善,逼得韩国外交部于29日声称文在寅仅表示“听清楚”习的发言;日本自民党内亦有反对安倍晋三邀习访日的声浪。但总的来说仍无碍中日韩的对话,毕竟就如同《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里所言“加强中日韩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李克强和安倍晋三也重申三国并非像三国时代魏蜀吴般的相争关系,安倍晋三还在会谈时表达想改善对韩关系的心愿,可见维护彼此关系实乃三国高层的共识。

韩国总统文在寅(左)、中国总理李克强(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在四川成都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新华社)

回顾自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首度在东盟框架内互动、2008年正式独立成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尽管最核心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仍未成形、三国防务对话机制也不乐观,但三国间的交流依旧不停深化,毕竟这符合东亚千年来的大势。只要综观当地历史,便可知悉中日韩的每一次和战,都紧紧牵动彼此的政经变化。且当时韩国与日本文明尚不发达,皆汲汲于同中国大陆接触,在引入中国文化与商品后,又连带刺激自身社会组织的成熟与生产的进步。故中日韩的亲近,实符合当地的发展规律。

如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后,便注意到“乐浪(乐浪郡,位处今朝鲜平壤一带)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朝鲜半岛亦因中原王朝的统治,丰富了物质与精神文明。即使在中国陷入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的大分裂后,依然有“倭五王”与朝鲜半岛三国坚持同中国往来。至于日韩间的联系也很频密,日本还透过百济派去的阿直岐、王仁、段杨尔、高安茂等使者,习得儒学与医药科技等先进知识。

虽然这之间并不总是伴随着礼乐弦歌,亦有刀光剑影,但和平交流的时间仍然比冲突长。但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韩爆发大战的原因,都与朝鲜半岛息息相关,且战后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例如唐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唐朝与新罗联军,以及日本和百济联军,各方都想争夺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唐朝欲借消灭百济,开辟自南方出击高句丽的新战线;而日本很早便对朝鲜半岛怀有企图,日本史书有在半岛南部设置“任那日本府”的记载,高句丽广开土王碑亦有击退日军的碑文:“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倭寇溃败,斩杀无数”,因此日本颇不甘势力遭排挤,盘算扶植百济王子扶余丰复国,借以继续扩大在半岛的影响力。

结果唐军大胜,“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而这场战争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唐朝就此扫除高句丽的可能性外援,为收复辽东境土奠下战略优势;新罗则借唐军消灭世仇百济,为统一三国排除障碍,并因此更亲近唐朝与吸收中国文化;日本则是加速派出遣唐使,学习中国的律令制度后整备自身国家组织,历时二百余年不辍。不过,中日韩并未因这场大战就此长期交恶,直到1592年至1598年间的万历朝鲜之役,三国才又发生激烈战事。同样的,这场战役间接促使明朝衰亡;朝鲜也因文物和经济遭严重破坏、户籍散乱,不得不着手整顿内政和防务;日本则因俘虏不少朝鲜人习得工艺技术与儒学。不过在大战之后,三国间的往来依然热络,韩日间的通信使更是没中断。

而最教三国人民熟稔的最近一场战争,恐怕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且由于日本的扩张图谋混杂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手段,以及英、俄、美等国也跟着掺和进来,造成三国关系发生跟古代极为不同的痛苦质变。最后甲午战争以清朝的惨败告终,这加深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风潮,以及清朝变法维新图存和效法日本,而其失败又刺激辛亥革命的爆发。日本则因战胜取得台湾澎湖作为殖民地,以及确保对朝鲜的宰制,最后以此累积侵略资本,发动侵华战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对近代东亚地缘格局的形塑,具有相当深远且痛苦的影响。(大英图书馆)

虽然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被挫败,但由于美苏冷战的缘故,导致朝鲜半岛被分割、日本再武装化、以及台海两岸的对峙,即便冷战已结束多年,但这些强权遗留的地缘形势,仍是今日东亚政治摩擦的主要源头。同时日本得益于美国的反共联盟体系,右派官僚与战争罪责未被彻底清算,这又不时造成中日韩间的龃龉,为三国的进一步携手蒙上阴影。

正因工业革命后欧美列强的侵入,使得中日韩关系难以像古时般稳定修复。尤其是美苏竞争的冷战格局,致使日本和韩国同中国大陆的往来几乎中断,仅与台湾保持政经联系,这是东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变动,也使得服膺西方意识形态的韩日社会,至今仍对中国大陆怀有一定程度的红色“恐惧症”,以及依赖美国的心理。韩国保守派更是担忧过度亲近中国,将可能引发被中俄收编、或变相沦为中国藩属的后果。2017年、2018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刻意向日本与韩国分别渲染中国欲恢复明朝朝贡体系的荒谬言论,便是针对这种心态而发。

平心而论,韩国与日本对中日韩合作会否恢复古代“朝贡制度”的疑虑,表现出两点误解:一是忽略朝贡制度本身的历史变化和实质内涵,其在不同朝代有不同表现方式和力度,更非东亚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且多半是基于自愿而非强制编入。例如高丽光宗(925─975年)曾称帝建元,但并未因此被中国王朝攻击或警告;日本更是长期不愿称臣服属(除了曾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继位初期的足利义持之外),但中国也没就此拒斥之。二是不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沿革与外交心态,毕竟中国承受外力侵逼百年之久,“永不称霸”的承诺正是对帝国主义的否定,而朝贡制度附属于皇帝制度,不可能为实行共和制多年的中国社会重新接纳。且自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迄今,主权国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要重新回归宗藩关系,显然不切实际也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的规范。

三国之间虽仍存有不少误解和歧见,中俄结伴不结盟的紧密合作让美日韩忌惮,美国驻军和强推的萨德反导系统(THAAD)也激使中国反弹,日本对争议领土和历史的不真诚表态更令中韩不快,但中日韩的合作意愿仍很强烈,这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下的三方委员会转变为三国外长会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以及拟议设置中日韩合作基金等政策便可看出。日本亦因考虑缓和对华关系,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度太平洋构想”;韩国的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也脱离不了和中国“一带一路”的对接与东北亚的和平。再怎么说,中日韩唇齿相依、又占东亚人口近七成、经济占比近九成,因此合作的好处绝对远大于对抗。

更重要的是,虽然域外国家往往是当前扰动东亚局势的主力,但中日韩也没打算彻底摒除美国与俄罗斯的影响,毕竟这不现实,也不符合三国的开放决心,故域外国家并不需有将被排挤出去的危机感。唯一要克服的是,三国官民阶层都得认知到,当今的东亚格局来自19世纪列强侵略和20世纪冷战刻划的结果,这造成三国间抹不去的伤痕,但绝非几千年来的历史主旋律,因此历次中日韩宣言内多含有“正视历史”这字句,除了隐有敦促日本承担二战战争罪责的意味外,更是要人们勿忘和平交流才是真实的历史面貌,该齐心瓦解外力施加的政治遗产,更不必随着个别国家的挑唆起舞。而这也是中日韩关系之所以小波折不断、但大体仍细火慢炖式地稳健前行的最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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