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进兵利比亚的意图 竟与重振奥斯曼帝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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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议会以325票对184票通过出兵利比亚的决议后,土耳其政府于1月5日正式派出大军进驻利比亚,以响应民族团结政府在2019年12月底发出的军事援助请求。消息传出后,联合国、美国、俄罗斯都程度不等地表态反对,支持利比亚西部哈夫塔尔(Field Marshal Khalifa Belqasim Haftar)国民军政权的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更是强硬谴责,与土耳其针锋相对。

土耳其议会通过出兵利比亚的决议。(Reuters)

自从2011年卡扎菲(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Gaddafi,1942─2011年)政府崩溃以来,英、法、沙特、埃及等国在利比亚竞相支持自己属意的代理人,使利比亚内战终结遥遥无期。而此时土耳其也加入这场博弈,无疑是让当地乱局更加恶化。不过对土耳其来说,进兵利比亚既有强烈的地缘与经济考虑,更有特殊的历史情怀。毕竟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块失去的北非领土,有“土耳其人之父”之称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年),更曾在彼处奋战防御意大利的入侵。因此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援引奥斯曼帝国与利比亚的历史牵绊、以及凯末尔在利比亚作战负伤的百年往事,用以号召国内支持出兵利比亚的民意时,也就不足为奇。

在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上,土耳其一直想突破领海狭小的限制。打从1832年希腊独立开始,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上的领土就逐个遭剥夺。尤其在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在爱琴海上的岛屿几乎全割让给希腊,造成土耳其人如一出海就几乎碰上希腊领海的严重限制。为此,希腊和土耳其原本有各自仅主张6海浬领海的默契,但希腊从1974年开始就打算扩张领海为12海浬,这自然激起土耳其的不满,两国几度为此差点兵戎相见。

凯末尔(中间站立者)率领军队在利比亚抵抗意大利入侵者。(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也因此,1974年土耳其挥师侵入塞浦路斯扶植土族政府,也是出于突破在地中海进出的居心,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力图改变奥斯曼帝国末年的困境。直到今天,当讨论塞浦路斯分裂问题时,土耳其也不忘抨击希腊限缩自己海洋权益,例如2016年6月土耳其驻联合国临时代办就致书联合国秘书长,主张“东地中海的划界应由所有有关各方根据公平原则通过协议确定,以便不损害其他有关的国家/实体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指责希腊“不过是在重复和声张其无止境的要求而已”。

然而与土耳其素来不睦的希腊不愿轻易顺从,其外交部长科齐阿斯(Nikos Kotzias)于2018年10月卸任后表示想将领海扩大到12海浬,立刻引发土耳其以战争相胁的警告。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也强硬地声称“这不是双边议题,安卡拉必须遵守国际法”,并表示“我们必得不放弃任何主权地推进(同土耳其)的实质性对话”,实际上就是打算继续限制土耳其进出地中海的空间。毕竟在希腊来看,整个小亚细亚都曾是东罗马帝国的故土,岂可能在领海领土问题方面,向取代拜占庭文明的土耳其让步?

接着在2019年成立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上,希腊、埃及、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俱属成员国,土耳其却遭摒除于外,失去开发东地中海所蕴藏的3.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和2.7亿吨石油的权利。且由于塞浦路斯历年来同埃及、黎巴嫩、以色列签署过划分东地中海专属经济区的协议,但拒不承认塞浦路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土耳其,连带否定这些协议,从而损害相关国家的权益,这就导致土耳其的立场在周边国家得不到同情。因此在地缘与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下,逼使土耳其寻找新的突破口,而情势混乱又具有历史联系的利比亚自然成了首选。

2019年11月,土耳其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关于限制海洋管辖权限的谅解备忘录》和《安全和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前者让土耳其得以在利比亚允许下扩张经济海域,后者则允许在利比亚请求下发兵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等同凭借军事手段扶植摇摇欲坠的民族团结政府,用以保障协议的可行性。因此当两国签约的消息传出后,希腊立刻指责非法并驱逐利比亚驻希腊大使。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则得意地表示,未来“如果情况合适”的话,愿意同希腊或埃及等东地中海国家签署类似协议──但除了塞浦路斯之外,这其实就是断绝跟希腊等国继续协商的念头。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Fuat Oktay)的话则更直白,渠在2020年1月1日受访时说道:“通过与利比亚签订协议,我们挫败了试图将土耳其封闭在区域海域内的阴谋”;埃尔多安也于1月5日向媒体形容称“把我们囚禁在地中海的计划被打破了”,彰显土耳其汲汲于扫除19世纪以来疆土日蹙的阴霾,重新获得巡弋地中海的荣光与权利。

埃尔多安(正中央)具有复兴奥斯曼帝国荣光的大国梦。(Reuters)

所以在国家利益与历史屈辱的交织下,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重提1911年那场的黎波里保卫战。当时意大利王国将殖民魔掌伸向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最后领地,结果在攻占沿海后就遭逢激烈抵抗。若非意大利靠优势海军威胁伊斯坦布尔和怂恿巴尔干联盟,逼得奥斯曼签约求和,否则利比亚就不会沦入意大利囊中。因此如今进兵利比亚,对土耳其人来说,实有了却凯末尔未竟之业的特殊使命。

何况自2009年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主张的“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外交政策被厄尔多安延续发扬后,埃尔多安就一直基于土耳其的历史深度与地缘深度来制定对外关系,希冀成为世界性大国。埃尔多安多次讴歌奥斯曼历史上的多名征服者,并将自己创立的正义发展党,定位为继承1071年塞尔柱苏丹阿斯兰(Alp Arslan,1030─1072年)俘虏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Romanos IV Diogenes,1030─1072年)以来千年历史的政党。埃尔多安更以伊斯坦布尔被奥斯曼帝国征服600周年为期,设定“2053展望”、还有“2071千年目标”等发展蓝图,扬言要让土耳其在2071年恢复“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曾经达到的水平”,激励国民称届时“你们将会作为尊贵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于是在这种百年大国梦的激情策励下,土耳其维护地缘与经济利益之举,又染上重振古代威势的民族主义色彩,进兵利比亚便有了回顾传统、推行“新土耳其”模式跃为现代化强国的双重意义。不过就像反对出兵的土耳其资深记者菲克雷特(Fikret Bila)所言,“凯末尔在利比亚服役的史实,并不表明今天派兵利比亚是正确的决定”,毕竟当年利比亚仍属奥斯曼领土,今日利比亚则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结果土耳其如今反而如同英法强权一样,以近似帝国主义的行径介入利比亚内战,以此收回自己在从前因帝国主义失去的权利,不啻是种反讽。所以土耳其这种扩张型的大国梦,何以揭橥以来受到多方抵制或疑虑、甚至被讥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也就不教人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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