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中的戈恩已经撕下了日本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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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月中旬后,暂时在黎巴嫩落脚的前日产-雷诺-三菱联盟董事长戈恩(Carlos Ghosn)虽然遭遇了黎巴嫩当局的旅行禁令,暂时无法离开,但他仍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全球发声,还接受了包括巴西在内的多国媒体采访。当外界仍在津津乐道于戈恩此后的命运时,他初到黎巴嫩时的第一次记者会就已充分展示了这位逃亡中的汽车业巨子的杀伤力。

对外界来说,戈恩在1月8日抵达黎巴嫩后的记者会上发表的东西仍相当克制,很多关键案情甚至没有超出媒体的预料。他甚至没有就外界最关心的内容,即自己的逃亡之路多说些什么。

但这场记者会终究是有价值的。到1月9日,从日本法务省、检察机关到日产公司乃至日本媒体的各路人士都出面批评戈恩“虚张声势”,《福布斯日本》杂志还借戈恩生父走私、杀人、越狱的历史,指桑骂槐了一番。总的来说,这种气急败坏的态度恰恰可以证明戈恩的逃亡已经把被威权主义包裹、总是带着神秘的微笑的日本人丢进了绊索密布的地雷阵,东京的体面也在撕下伪装后荡然无存。

官商勾结的证据链条

戈恩的记者会不仅仅是“否认指控”、“解释行为”这么简单,它正在展示日本官商勾结、充满陷阱的一面。尽管戈恩本人宣称“为了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不宣布涉事官员的具体姓名,只公布了他爆料的6名涉案的日产公司高级职员,即日产首席执行官(CEO)西川广人、非执行董事丰田正和、负责与政府对接的前执行副总裁川口均、负责法务的执行董事哈里·纳达(Hari Nada)、监事今津英敏和三菱公司的秘书室长大沼敏明

戈恩逃亡之后,日本各大媒体除去跟随上意,批评逃亡者外,就只剩下围堵戈恩在东京的寓所。(美联社)

但对外界尤其是日本的财经媒体来说,戈恩在此后“爆料”的“幕后黑手”可能只是填补了此前猜测中缺失的链条。

根据记者会的内容,戈恩认为此案西川和丰田谋划下的“政变”,就是这两人为首的日产高管拿定了阻止雷诺与日产合并的方案。而日本的检察官、企业也与之沆瀣一气。

这一点和此前外界了解到的细节形成了吻合:日产公司正是为避免日产、雷诺两社的合并,先在2017年4月撤销戈恩的总裁(会长)与CEO一职,后在2018年11月报案将其拘押。而丰田正和的“下凡”(Amakudari)官僚身份,更让外界确认了东京在这场风波中的尴尬角色。

戈恩这位日本汽车产业曾经的“救世主”的命运牵动着东京和巴黎。也让外界看到了欧洲和日本的“联盟”在面对重大经济问题时的真实成色。(美联社)

“下凡”在日本特指高级官僚退休离职后,进入原部门管辖下的关联企业、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等机构,取得高级职位。“下凡”官僚可以取得高额报酬,相关企业也能借此于政商两界收获广泛人脉。而“下凡”官僚最常见的企业职务恰恰也正是“非执行董事”。

日产公司提供的人物履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丰田自从1973年东京大学毕业进入通商产业省之后,就在通产省担任了三十年职业官僚,并在2008年进入内阁官房,于任上退休。此后便以“下凡”官僚身份活跃于村田、佳能等企业,并在2018年6月进入日产。

戈恩在记者会上指出的最关键的一点莫过于日本的政企联合,以及“下凡”官僚问题。(美联社)

此外,当戈恩专门在他的名单中谈及了西川、丰田以及川口、纳达、今津和大沼6人时,外界更能从他的名单中发现一条清晰的“作案”轨迹。

日本财经界在2018年12月后大都知道,戈恩被逮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对今津、川口、纳达三人展开“机密调查”,又从大沼处取得企业秘密情报的结果。纳达在2019年10月还因为牵涉“薪酬丑闻”,还被迫与日本检方达成了辩诉交易协议,就“戈恩涉嫌金融犯罪”一案与检方进行合作。

加之在2019年11月后还有消息称大沼和纳达也曾在戈恩于2018年被逮前,以辩诉交易方式向日本检方提交材料,因此,戈恩的发言已经撕开了日本政界介入日产内斗一案的经纬。

人质司法的日本陷阱

资料显示,直接干预此案的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察机构还在此后的五个月里以“违反金融投资法”、“谎报薪酬”等名义对戈恩采取循环调查、拘留、逮捕(即“再逮捕”)流程,将其扣押一百多天。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强烈反对过戈恩的保释,并在法院通过保释许可后的一个月将其再次逮捕。

戈恩的妻子卡罗尔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席了其丈夫的新闻发布会。也就在1月8日,东京方面也已经对其发出了拘捕令。(美联社)

戈恩一度曾寄希望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 Macron)在2019年4月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官房长菅义伟等人的接触,以法、日间的外交手段解决自身的困境。但遗憾的是,两国高层间的对话并不能解决此案,当戈恩发现自己已经遭遇“人质司法”(hostage justice)这一旨在强迫嫌疑人认罪的机制时,这场风波也最终逼迫戈恩瞒天过海,逃出日本。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西川广人虽然是推翻戈恩的政变首谋,但他也是“外人”,仍不能被政变后的日产所接受。由于他曾是戈恩最信任的助手和搭档,这层关系让不少日本产经界人士认定,即便西川上台之后大力裁撤、破坏戈恩时代的经营方略,但只要西川多在任一天,戈恩就仍有“复辟”的可能。这使得西川不得不在2019年下半年辞去CEO一职。

戈恩曾寄希望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他能让东京方面回心转意,但巴黎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成果。(新华社)

而今,日本正在继续指责戈恩批评不公,另一方面却对戈恩的妻子发出拘捕令,又藉国际刑警的机制向戈恩穷追猛打,似乎有报复戈恩成功逃脱、让日本政府颜面无存之意。这种日式司法的操作,因戈恩事件变成国际焦点,也让人看穿外表美丽的日本文化背后暗藏着种种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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