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企关系】企业沦为政治工具 天平已倒向政府

撰写:
撰写:

美国国内很多人反对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加关税、发布行政令或诉诸国会法律干预市场和贸易活动的行为,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张的限制政府角色、规模和开支的理念。那么,美国“政企关系”在自由市场环境中究竟呈现什么样的形态?中美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预计将更多讨论中国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焦点。《多维新闻》借此推出四篇“美国政企”系列文章,讲述美国自己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此为第一篇。

中美关税贸易战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搬出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EEPA),提到自己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明令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搬回美国,有权限制中国在美投资,也有权力明令美国企业避免同中国的特定交易。该法律赋予特朗普阻止美国企业甚至整个经济部门活动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在美国宪法范畴之内。美国谷歌公司(Google)配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华为的控诉和禁令,暂停与华为的部分业务,也凸显出背后美国政府对科技企业施压的效力。

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非常强调“个人主义”,政府角色受限,企业自由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隔离。美国宪法也限定了美国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建立统一市场。政府重在保持市场开放、维持契约精神以及保障财产,为企业提供自由竞争的环境。只有当这种环境受到影响或破坏时,比如经济危机和军事战争或企业违法,政府才会介入。

但是,随着美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壮大,足以撼动市场力量或无视市场规则的时候,政府对企业的管控就会加大。美国人就会支持政府对企业进行拆解或监管。比如,2020大选左翼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主张拆解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巨头企业。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也已开启对这些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根据追踪游说和政治捐款的机构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最新数据,2018年,脸书、苹果(Apple)、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的游说开支打破历史记录,高达6,500万美元。

工业革命前,西方企业一方面受宗教上的支配,即符合上帝旨意的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受政府的牵制,离不开政府的武力保护和政策激励。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企业开始争取更多主导权和自由经营的权力。企业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逐渐和政府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

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管控企业行为,包括监管、税收、直接援助、科研投入和产业保护等。监管就是通过财税和金融手段,依照相关法律法令管理和监督美国的大小企业,主要体现在反垄断调查、涉及国安的出口或买卖限制、强制性的工人健康保险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让本国企业商品免受外国竞争,就是为了限制进口,增加本国商品的竞争力;科研投入则是二战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重点。

联邦政府资金大量流向企业。其中,通用电气(GE)、AT&T公司和杜邦(DuPont)等可谓美国科技创新的龙头企业,助力了美国二战后军事及国防的战略资源储备。另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对硅谷新兴小企业的资助,将一些基础研究成果用于市场。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影响政府政策,主要体现在游说(Lobbying)和政治捐献两个方面。

十八世纪末,美国进行制度设计时,就考虑了“游说”的影响,只不过,当时被称为利益集团当中的一个“派别”(faction)。美国国父及“宪法之父”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最早提出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联系的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写道,为了防止某一派别做大,可以将权力分散给相互竞争的派别,让它们不同利益之间展开竞争。

2018年至2019年,面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监管施压,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增加了游说的资金投入。(VCG)

1808年,美国国会首次正式定义“游说”,即“试图影响政府官员决定的活动”。这里的政府官员可以使国会议员,也可以是各种规则委员会的成员。而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游说主要在各州层面展开,因为联邦层面的法律制定相对较少,那时的经济事务大多由州掌控。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国会和联邦权力扩大,游说群体在联邦层级的活动骤升。尤其在过去三十年,美国游说达到历史高潮。

根据1946年国会通过的《联邦游说管制法》(Federal Regulation of Lobbying Act)和1995年通过的《游说公开法案》(lobbying Disclosure Act),游说对象包括国会、总统、行政机构、甚至选民。其中,游说主题主要是美国智库的大企业。

美国大企业对国会的影响体现在直接游说国会议员、出席国会听证会、提供竞选资金支持等。比如,2018年开始美国国会加大对谷歌、推特和脸书等科技的调查后,这些科技企业就大幅增加了游说支出,瞄准国会酝酿的相关数据隐私法案;也可以影响司法,也就是介入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方式就是向法院提交意见书,或通过律师向法官施压;也可以直接游说行政部门。比如,汽车制造商可以游说环境保护署(EPA)对相关尾气排放限制的法规进行调整。

政治献金和游说一样,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特色之一。按照美国《联邦选举竞选发》(FECA)和《游说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企业可以通过成立或赞助“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开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以便让政策更为贴近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财力越雄厚的企业,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就越大,比如一些受个别大型企业支持的政客,胜选上任后力推有助于该企业的政策,退休后又可进入该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等职位。奥巴马当年两次选举都曾受到来自硅谷科技企业的大量政治献金。

20世纪初,游说和政治捐献曾首次引发有关腐败的讨论。但最后美国国会都会通过法案,让其更加公开和透明。与此同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高法多次的裁决,也将游说归类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这就是“游说”在美国合法合规的根源,奠定了政府和企业这种互利共生关系的基础。这也使得美国旋转门运转合理合法,使得精英在企业和政府效力。

国际上企业沦为“政治工具”

随着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美国企业影响力逐渐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将业务扩展到海外的跨国企业。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来,美国跨国企业也加速了海外的扩张,可以说是美国经济霸权的缩影。比如,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沃尔玛商店(Wal-Mart Stores)、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福特汽车(Ford Motor)、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花旗集团(Citigroup)以及谷歌等科技企业等。

2017年1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两年,特朗普一直在对鲍威尔进行整治施压。(VCG)

这类企业要想跨国运营,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协助,其中的游说自然也不会少,目的就是为了拓展自己在海外的商业利益。但相比美国企业就国内业务的游说,美国企业就海外利益的游说得到了升华,因为美国政府也会利用这些企业全球触角的延伸和投资,将世界资源与市场为我作用,壮大美国的国力。

而且,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和参与全球企业竞争,美国政府还同欧洲及亚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尤其同自由民主经济体达成货币和政治联盟。这为美国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合作平台的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为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尤其助力美国地缘政治博弈。比如,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被认为是美国同西方民主国家和其他自由经济体结成同盟,对抗中国经济海外实力扩展的一种尝试。

但是,企业权力和实力由内到外的扩张也会遭遇反效果。

在自由贸易与市场原则的主导下,美国企业难免为了利润而转移技术,美国因此担心自身优势和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贸易战,其中一个指控就是中国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而且,在反全球化的民粹浪潮下,美国人愈发感觉到,一些跨国企业已经抛弃美国,必须要平衡和国内和国外的市场。

按照特朗普及其幕僚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跨国企业将就业岗位搬回美国,为国内经济和就业利益服务。今年3月被特朗普提名出任美联储(FED)理事的经济顾问摩尔(Stephen Moore)认为,特朗普经济计划的一项关键举措,就是通过一系列大幅减税政策(比如将商业税由35%降到15%或20%),让美国跨国企业返回美国本土,之后跨国公司利润更多留在国内,从而能够抵消企业税降低后的“成本”。

另外一种捆绑跨国企业的方式就是将企业运营同“国家安全”或“主权”联系起来。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VCG)

在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甚至以经济主权和国安之名捆绑美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华为发布禁令并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际上就是利用行政或政治手段限制美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的交易活动,为正在进行中的关税贸易战助力。特朗普政府也承认,华为禁令也是贸易谈判的筹码。它表面上看似乎是纯粹的经贸问题,实际上是更大层面同中国的技术博弈,归根结底是和中国政治及战略博弈。美国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扮演政府的某种延伸工具。

可以看出,美国跨国企业和政府之间终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美国大型企业通过游说,不断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助力自己的商业利益,同时也会为政府提供政治献金等各种政治支持,帮助政府实现既定利益,政府也会通过选举后所得权力为跨国公司权益服务。尤其当近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政治捐献总额上限,只会让这种利益影响更为凸显。只要美国政客和企业之间的游说和金钱政治纽带不变,只要政府监管背后的大小政府之争端不断,美国政府和企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这种共生关系就不会改变。

但企业和政府,毕竟一个是经济组织,一个是政治组织,虽然都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间的利益平衡始终偏向政府一方。

从奥巴马时期的棱镜门事件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对国内外个人和组织进行监控。美国情报机构为了获取新技术,也会为初创企业进行投资,并且以此和企业高管建立关系网络。这背后更多都是政府主导、政治因素驱动。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加大投资限制,或者利用行政令限制美国企业同中国的交易,也是政府权力的一种扩张。

自始至终,美国政府都在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的管控。美国企业也不得不更多地为政府和国家利益服务。尤其当政府近年越来越多地从从“主权”和“国安”等政治视角看问题,美国企业只能更多地听从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政府的附庸。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