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不能“韬光养晦”的四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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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愈发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在诸如南海、中美贸易战、中韩“萨德”风波等事件上,态度愈发强硬。相应的,中国外交官也愈发不惧于以强硬姿态表述中方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也愈发成为各国针对的目标,国际事务中出现摩擦的情况愈发频繁,外交工作压力日增。

对此,不乏有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底气日足,放弃‘韬光养晦’,也因此愈发成为众矢之的。这是中国外交的严重失误。”

首先要明白的是,相较于数十年前,中国国力突飞猛进,已然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无论是贸易战、外交战、还是武装战,拼的都是综合国力,日盛的国力是中国作风转硬的本钱。围绕这一点,无人有任何疑问。持批评意见的人所在意的是,纵使中国有了这般实力,又是否有必要采取愈发高调而主动的外交作风?是否有必要抛弃“韬光养晦”?

这种质疑是合理的,却也是片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并非主动放弃“韬光养晦”,而是已经不能再“韬光养晦”。此乃由四个原因所决定。

上世纪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资料图片)

一:今非昔比 再无不被重视的可能

第一,随着中国崛起,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摩擦自然增大,相应工作也尾随而至。中国日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赶超势头愈发明显,又不断拉大与日、德、英、法等其它国家的差距,且中国的产业升级又对发达经济体形成实在的竞争压力,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重视和不少西方人士的敌意。

考虑到中国与大多发达经济体迥然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的竞争,此时的中国很容易成为西方政客随意消耗的“政治提款机”。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竞争,正在各个领域展开。

此时中国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个别政客出于意识形态的指谪,而是有系统的、刻意的舆论攻击,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便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对西方记者而言,密切追踪相关舆论动态,从自身更亲近于西方的价值观出发,刻意或无意地参与到对华舆论攻势当中,就更是其本职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若延续以往和风细雨的外交姿态,并不适应现实需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图左)经常在国际上批评中国,中国外长王毅(图右)也时有反击。(AFP)

二:时代变革 使命呼唤

第二,中共高层对外交战略的改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共和国的前60余年里,国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在那基础上,这一代人的使命除了在于进一步完善政制体系,优化治理能力,为了下一个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重新改革经济结构,也包括推动国际秩序革新,令这个越来愈显得不合时宜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根本的战后国际秩序,变得更为多元、更为有代表性。

为此,中共十八大以后,中方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为之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实一系列被称为“改革开放2.0”的开放性市场改革,以国际进口博览会、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方式,深耕中国市场与国际经济的衔接。

中共高层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革”的深刻变革当中,而中国也必须“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当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拉美四国期间说出这话时,也是在因应时代需求而为中国外交提出新要求,“积极有为”需要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基调。

因此,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外交更像是对外部世界的应激反应,那么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外交则又开始新一轮的自我重塑。

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

第三,人的变化。这是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同样的职务由又不同性格的人落实,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第一代外交官员大都是出生于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10后、20后和30后,这批曾经历过战争、革命,亲身参与到共和国奠定过程,并从废墟中重建家国的外交官们,性格中自然带有敢言敢为的一面。

第二代外交官则以30后、40后、50后为主体,他们生于贫瘠,长于忧患,经历了动乱,见证了国家飞速的发展进程,因此更能忍常人之不能忍,且无比珍惜发展的果实。

到了以60后、70后乃至80后为主体的第三代外交官员,他们生长于国家蓬勃向上的阶段,见证著国家日盛的国力,不仅没有那么沉重的负担,更有着远超其前辈的自信和底气,能够自如地做到平视发达国家。此时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愈发针对性的姿态,也就不应该且不会甘于“忍气吞声”。

四:只有外交高调,军事才能低调

时代不由人,如今的世界,已然不是中国息事宁人就能换来和平的时代。和平是需要争来的。当下的发展阶段确实需要中国在国际场上更加积极有为。

不过纵然如此,也不代表中国就应全面“狼化”。事实上一个诡谲的情况是,与外交官员愈发强势相反,中国军队高层近年来对外、尤其是在对美交往方面,态度已经相对低调很多。

还记得2016年夏天,南海局势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异常炽热。中美两军于7月在南海对峙一个月,当时美国里根号和斯坦尼斯号两艘航母,配备十余艘护卫舰、导弹驱逐舰和150余架各类战机,摆阵于中国南大门。而解放军则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精锐尽出,时任海军司令吴胜利、政委苗华,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冠中和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4名上将齐聚南海。只要任何一方的挑衅动作越过红线,就可能擦枪走火。

相比于彼时徘徊于战争边缘、火药味四溢的情况,到了2018年11月9日中美防长会晤时,不仅美方表示要加强危机管控,避免误解误判,中方也做出相应改变,建议稳妥处理两军关系,并首次提出将两军关系建成两国关系的“稳定器”。2019年11月28日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再次强调两军关系作为“稳定器”的角色。

相较于外交部发言人愈发强硬的答复方式,以吴谦为代表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反而措辞相对温和。(中国国防部)

显然,中美都在力求避免两国军力碰撞的恐怖后果。而这种“外交高调与军事低调”的搭配,可谓是中共高层的又一种战略选择。毕竟外交上的强势,即便造成冲突也不过是口头交锋和媒体之间的舆论战,军事上的强势则很可能点燃战火。

再进一步讲,当下中国在军事、科技、产业等方面仍有一定短板。那么一面在外交上做必要的积极工作,令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分歧,通过包括贸易战等可控的方式适当释放,从而延长中国的发展窗口,用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让中国自身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再上一个台阶。这何尝不是一种战略选择?

说回到耿爽等外交部发言人“战狼式”的风格,近来不乏有人将之与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彬彬有礼、语调温和的形象相对比,戏言“就应该让耿爽和吴谦互调岗位”。此话诚然可博人一笑,但认真细想,如今的安排,又何尝不是最合适的呢?

《道德经》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事实上,“韬光养晦”与“积极有为”也是如此,两者本来就并非相互抵制。很大程度上,当中国军事近来进展迅猛,但相较于中国外交变得愈发重视“积极有为”,遍览国防部的对外表态,反而依旧保持着“韬光养晦”的宗旨。这种对比和个中道理,是值得人们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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