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中国要自己创造机遇期 交朋友不能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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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持续了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国际舆论热衷于讨论双方谁输谁赢,但这份贸易协议作为世界大变局的一个注脚,显然还有这更为深远的意义。尤其是,中美双边关系看似暂时有所缓和,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必然会更积极进入全球治理进程,重新定义国家实力边界,改变原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格局,这也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在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跨度中,中美之间的博弈乃至缠斗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和特点?世界格局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日前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公开论坛上,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以下为采访实录第二篇(共两篇)。

专访郑永年:没有贸易战压力 既得利益集团怎么会让步

多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基本上除了汇率之外,双方的核心分歧都没有涉及。第二阶段的协议,中美会怎么谈?

郑永年: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可能慢慢会涉及到,但是分阶段的谈判的优点就在于一步一步来。假如说这次中美签署的是一份综合性的、全面的协议,理论上是可以的,写在文本上可以,但如何落实?

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我想双方还是会分解成几个动作,一步做一个动作,这样反而可行,双方都互相适应。非要搞的很理想,一步到位,落实不了也没用,不如实事求是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想未来一年两年,如果中国这能把这些东西做下来就很了不起,不能说100%,能做到80%我觉得就非常理想了。

多维:第二阶段的谈判中,中美之间分歧比较大的几个问题,你觉得先从哪个问题下手的可能性最大?

郑永年:当然要看美国,因为贸易战不仅仅是贸易的问题,还有技术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可能会提出一些涉及国企,甚至涉及制度性方面的问题,但问题是中国会放弃吗?就像过去这一年多,刚开始美国方面提的要求也很高,然后大家互相的讨价还价,最后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

我想下一阶段也会是这样,美国可能一开始会涉及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中国会放弃国企吗?我们会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吗?肯定不会。只要慢慢能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就可以。贸易为什么叫谈判?为什么又叫斗争?就是这个道理。

多维:那么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哪一方会占据更大的主动权?

郑永年:因为贸易战是美国发动的,中国没有主动发起贸易战,我想中国也不会主动发起冷战,更不会主动发起热战,中国都是被动的,但是被动并不意味着手里的主动权就少。

这次是美国主动发动贸易战,但是双方现在签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可以看出中国也是有能力掌控这个进程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中美双方互动的结果,很难说谁主动谁被动,这个东西不是必然的。双方都是主角,最终的结果也是双方互动得来的东西。

多维:中美博弈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为宏大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当然,“大变局”绝不仅包括中国或美国,整个国际体系的范式都在发生转移,其中既有中美之争、欧洲撕裂、新兴经济体崛起等表现形式,又有财富权力的转移、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等内在逻辑,更包括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深层线索。

郑永年:对,这当然是个重大命题,尽管中国一直在坚持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但实际上这个格局已经不存在了。

未来的国际格局肯定要重构,这个重构过程中国肯定是主角,所以不要害怕这种变化,关键是怎么理性的掌握变化。大国之间的合作很重要,理论上大国应该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中美都是大国,如果中美能合作起来提供一个国际公共品,这个世界的新秩序就能建立起来。在当今这个世界,无论是美国一家,还是中国一家,哪一家都没有能力单独提供那么庞大的国际公共产品。

郑永年认为,中美只要合作成功哪怕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新的国际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Reuters)

多维:但目前存在的悖论是,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越来越弱了,中国目前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说“一带一路”,西方的接受度又相对比较低。

郑永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会面临国际公共产品不足的情况,也是这个世界会继续碰到的麻烦,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秩序会有问题。

中国现在有能力、也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但中国肯定是根据自己的定义,根据自己对世界形势的理解来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也要求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但美国希望(中国)根据美国的要求来提供公共品,中国当然不干,所以这两个国家有磨合的过程。

同时我觉得中国现在提供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亚投行之类的,美国(最终接受起来)也没问题。美国能在二战后主导国际秩序,和欧洲国家之间打的不可开交有直接关系,欧洲自己没有能力(构建国际秩序),要求美国当世界领袖。中国现在没有人邀请,但是中国的市场那么大,慢慢会形成(令人信服的领导力)。仔细观察其实你会发现,美国真正被世界所接受是1980年代的事;美国从数据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到各国心目中公认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从一战到二战花了很多年才慢慢让人家接受的。

中国也一样,(被接受)一定有个磨合的过程。所以中国也不用怕,中国应该大度一点,别人可能会怀疑你,你只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可以了。

另外我觉得需要思考的一点是“国际机遇期”。邓小平时代的国际机遇和今天的国际机遇是不一样的概念,邓小平所说的国际机遇是被动的,国际上有这个机会,中国赶紧把它抓住。如果今天还用这个思路去考虑“国际机遇”,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期”了,而不是等待别人给“机遇”。中国只要理性,有能力避免冷战,有能力避免热战,同时要好好思考避免代理人战争,比如说最近半年的香港,以及台湾问题和南海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中国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新版本的“韬光养晦”,而不是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只要中国能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要做到理性,我觉得国内有一些东西极左、极右的声音还是要少一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高级黑”要少一点,“低级红”也也要少一点。我觉得现在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虽然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中国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

有点情绪没什么,中美两国是那么大的大国,没有哪一方可以打败对方,只要不败给自己就行。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有情绪,可能会吵吵闹闹;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多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外部环境风险,与内部的改革和治理,哪一个挑战更大?

郑永年:内部挑战更大。我想大部分国家都是主要面临内部的问题。中国只要内部做到可持续发展,然后对外保持开放,就会“天下太平”,即使其他国家乱了,中国还是稳定的。

美国的问题也是这样,美国从1890年代开始,内部发展好了,才慢慢成为世界领袖。如果内部不发展的话,(继续当世界领袖就是)打肿胖子充脸,不可持续。

郑永年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说,解决好内部发展都是首要问题。(多维新闻)

郑永年:所以我觉得对任何国家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如果没有发展就很麻烦。尤其是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到1万美金,就像我之前说的,哪怕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今天台湾地区2.6万美金的水平,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如果中国能在2035年达到人均GDP2.6万美金,那经济体量就已经大的不得了,你想想到时候中国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多高?

多维:其实就目前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同时正如你之前所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取得与“靠近中心”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具体表现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少朋友。中国曾经可以被亚非拉的穷朋友“抬进联合国”,但如今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没有真正可靠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既没有完全发挥出市场的影响力,利用投融资的粘合度发展出可靠伙伴,也没有像西方国家之间那样凭借意识形态作为纽带的朋友。这对于想要在未来发挥自己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来说,也形成了某种挑战。

郑永年:其实你在说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本身已经出现了答案。

我觉得中国要以市场交朋友,而不是以政府的角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犯的错误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没有有效地使用市场,而是政府使劲太大,政府在前面带着市场走,倒过来了。

我一直认为,中美贸易战有一半是中国人自己打出来的。像“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但是被很多人说着说着,就成了“我们要赶超美国、赶超谁谁谁”。就好比我们锻炼身体是为了自己活的健康,但如果你说我锻炼身体是为了别人早死,这个逻辑就不对了。还有一些人整天骂美国,觉得美国病了,但这并不代表你自己很健康,有可能你自己病得更重。我们很多的逻辑没有整理清楚,以至于“中国制造2025”,“中国模式”,“一带一路”这些东西都成了过度宣传,相当于把“睡”得好好的美国人给“叫醒”了,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在“一带一路”出现之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很多贸易、文化交流都有正常在做,但现在你再去那些沿线国家看看,比如东南亚,已经是什么东西都叫成“一带一路”,唱歌是“一带一路”,书法是“一带一路”,旅游是“一带一路”,数学会议都是“一带一路”,还有更多与“一带一路”不沾边的项目与活动都标榜为“一带一路”。

这种现象在中国国内可以理解,带上“一带一路”的帽子可能拿钱要好拿一点,但会让其他国家的人产生误解,开始怀疑“一带一路”是不是中国整个国家的项目。如果美国的“全政府-全社会”是一种令人担忧的东西,那现在“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的印象)就是全政府、全社会。

我觉得“在商言商”,中国需要赶紧对“一带一路”重新定义

还有“一带一路”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国企带头,当然这也是必然的,但机会应当是开放的,不少放在沿线国家(比如马来西亚)的项目就是封闭型的,既不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也不向当地企业开放。

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政府要退后,市场先行,慢慢来不要太着急,尤其是宣传口径要低调一点,避免过度的宣传。我问过德国和法国的智库,我说刚开始的“一带一路”你们还是比较接受的,后来为什么一下子转变了?他们说我们就是看中国的媒体看的。如果能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做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一带一路”的效果会更好。如果太着急了,用举国体制做到了,就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争议。

用市场交朋友意味着把利益放在前面,每个国家都需要利益的。事实上“一带一路”的那些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只有中国可以做,华尔街资本对这个毫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金融、互联网。缅甸也好、斯里兰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它们把一些项目叫停了以后还是没有投资,还是要依赖中国,所以中国要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做。

中国要做这些事情没问题,但做的方式是欠考虑的。我觉得,市场为主、政府为辅,这样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政府是交不了朋友的,尽管你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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