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防控问题谁担责 中国外交官为何力辩中国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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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长王毅、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近日纷纷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回应各方对于武汉肺炎疫情的关切。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李文亮事件谁该负责以及此事是否说明中国的透明度有问题(是否需要更开放更迅速)、中国是否失信于民。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右)同媒体互动频繁,经常接受英国媒体BBC采访,图为刘晓明2019年7月接受马尔采访。(路透社)

刘晓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不对

就李文亮事件,英国广播公司(BBC)访谈节目《安德鲁·马尔访谈》记者马尔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对”,“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意识到,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需要信息更开放、反应更迅速”。

刘晓明说,“我要纠正你的说法,不是中国政府,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事实上,国家监察委员会已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我们非常开放,我们分享了所有的信息,包括治疗情况、病例情况,同时我们也欢迎国际合作。我们认为这次的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全世界应该并肩作战。”

当马尔直截了当追问,“疫情最初爆发时,就有人说中国政府试图隐瞒,他们对中国政府释放的种种信息表示高度怀疑。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看到当前的情况,是否意识到中国需要比以往更加开放,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

刘晓明的回答仍然是,“我们没有任何隐瞒。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高度评价中方的应对行动。我们与WHO以及包括英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分享信息,他们对中国体现出的开放和透明给予高度评价”。

他言外之意,做得不对的是地方政府,中方不存在需要信息更开放、反应更迅速的问题,中国已经非常开放。而实际上马尔记者要问的并不是国际透明度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向国内民众传达信息是否存在不公开透明的问题。刘晓明的回答非常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

崔天凯善于直面媒体,图为1月15日崔天凯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AP)

崔天凯回避哪一级政府有错

加拿大电视台(CTV)知名时政节目“提问时刻”(Question Period)节目主持人所罗门(Evan Solomon)也就李文亮事件提问,“中方的这些做法,如何向外界展现政府在处理疫情过程中的透明度呢?”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的回答是,关于透明度,大家对新的病毒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决策要基于科学依据,而不是几个病例。所以,根本不存在中方隐瞒事实和相关数据的情况。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早间新闻”(Morning Edition)节目主持人英斯基普(Steve Inskeep)也就李文亮事件提问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从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网民评论看,大家认为李医生去世印证了中国的制度缺乏公开透明。中国是存在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吗?”

崔天凯并没有回答透明度的问题,而是说李文亮是个好医生,同时也是体制内的一分子,是共产党员。在英斯基普追问“这是否说明了他效力的政府并没有对他的警示持应有的开放态度”后,崔天凯称,我们是信奉公开透明的,但公开透明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心所欲发表言论。政府做出反应时必须要持负责任的态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发表什么样的公告,像就此次事件发布警示等,都要基于充分的证据和科学依据。

当英斯基普直接提出中国政府是否失信于民时,崔天凯说有时某一级政府可能会犯错,这是可能的,在世界各国都很正常。但不能就此说整个中国政府错了,这不符合事实。当英斯基普问,“在这次的具体问题上,您指地方政府也许犯错了,但国家层面没有?”崔天凯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世界各国官员都有可能犯错,包括美国在内。

中国外长王毅近来先后同十多个国家外长通话,交流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立场。图为2月13日王毅在柏林同德国外长马斯举行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路透社)

王毅未承认一开始的判断不完整

李文亮事件,除了和透明度相关,各方深层次的关切是这是否反映出中国一开始的疫情应对有问题。路透社记者问中国外长王毅:“一开始中方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和了解并不是很完整,中国国内有人更早提出了相关预警,最终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王毅称,“这次疫情是由一个新型病毒导致的,自然有一个认识和鉴定的过程。实际上每次世界上发生疫情,各国政府作出最终决定前,都必须经过认真和反复论证,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政府发现病例后,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向世卫组织作了通报。同时经过认真评估,在很短时间内确定这是新型病毒疫情,迅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联防联控机制。我们这次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动作非常迅速。这也是世卫组织总干事到中国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从“措施非常及时”、“动作非常迅速”等表述看,王毅显然并不认同一开始中方的判断和了解不完整一说。王毅的潜台词是中国做出的决定是负责任的。

在中国,大多数民众对于李文亮说了真话反被处罚是不满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曾就此发声呼吁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中国国家监察委确实已经开始进行全面调查,但在调查结果尚未出炉的情况下,到底是哪一级政府的责任并不明确,中国的外交官没有就此事到底该由谁负责说清楚有这一层面的现实原因。

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外交官们在努力消除任何关于中国应对不当、中国有错、有瑕疵的言论苗头,集体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做法无可指摘的信号。

2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图为习近平在北京某医院视频连线正在病房值班的医务人员。(新华社)

显而易见的问题

在湖北武汉,一开始病人得不到及时收治、医疗物资供应不足等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求救求捐的信息充斥互联网,中国国内舆论对这些的讨论早已公开化。一些官员不能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在记者会上照本宣科引起了极大民愤民怨。这也是中国政府近来对疫情防控进行人事大调整的原因。一些防控不力的官员被就地免职,一些防控有力的官员被火线提拔,很常见。

毫无疑问,中国在疫情应对上有需要吸取的教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称,“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应对疫情尽善尽美、毫无错处,这绝对不是真实的中国。无论是哪一级政府有问题,都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外交官的言论,难免让人感到生硬,极力为中国辩护的色彩过于强烈。

中国外交官的考量

疫情既是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牵涉国际斗争。一些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污名化中国的机会,借题发挥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外交官为中国辩护,可能是出于不希望一些问题被发挥利用的考量,这是舆论战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官的话是透过西方媒体说给其他国家的民众听的,目标对象的差异决定了措辞口风的不同。在西方媒体和民众的眼中,有错之后是问责,问责之后是下台。公开承认有问题然后被问责,则意味着当政者不会再获得选票。中国并不希望中国的一些问题被他国民众以本国的文化标准进行审判,进而对中国产生误解。

市场化的媒体天然喜欢追着问题不放,通常拒绝美化政府以证监督政府的角色。这也有一定的负面效果,那就是过度聚焦问题不利于对全局有客观的报道。就中国疫情来说,必须承认,不能以一开始有问题否定全局,过分放大一开始的问题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因此中国外交官的初衷不是营造一个“完美”中国,而是避免瑕疵被放大为焦点,小问题发酵为大事件。

此外,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应对国内疫情,事态仍在发酵之中,对于疫情的系统性反思甚至是问责并不是主要任务也暂时还未有完全的定论。谈是否失信于民也为时尚早。中国外交官事实上没有能力回答“到底是谁的错”这样牵涉国内政治的大问题。回避问题、为中国形象辩护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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