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莹诘问佩洛西看中国外交公关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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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围剿”中国企业华为的近两年时间里,西方舆论并没有一边倒迎合美国,其中有一些借“棱镜门”事件讽刺美国的声音,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认同中国官方和华为自身的对外舆论公关。在2月中旬结束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中国人大外事官员、中国前副外长傅莹曾到场反驳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有关“华为威胁”和中国推行“数字专制”的言论。

当时在座的都是欧美国家的高级官员或前政府要员,包括一些议员和知名智库学者等,但对于佩洛西针对中国企业华为的言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傅莹当日的反驳还是比较“孤独”的。

除了坐在佩洛西右侧的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在佩洛西回答完傅莹提问后补充了几句“欧洲重视多样性合作”的中立表态外,现场没有一位欧洲官员站出来响应中国立场或者反驳美国。反而在答问最后环节,有欧洲官员站出来拿傅莹的提问做文章,说中国为何不允许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傅莹对佩洛西的提问,有理有据,娓娓道来,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气量”。欧洲官员不想附和,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们秉持的价值体系和美国是一致的。

不过,英国和德国带头建议欧洲国家保持开放与包容,有限度接受华为及其技术产品,这是既定的官方立场和事实。现场的欧洲学者和前任和现任官员完全可以现场拆穿美国华为立场的虚伪之处,或者至少站出来询问美国封锁华为后的可替代方案。但是,现场最终没有一个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在西方舆论公关当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度。

一方面,这反映了欧洲国家当下所处的两难处境。以佩洛西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特朗普政府高级幕僚,都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呼吁欧洲和美国一道,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崛起,应对华为等技术威胁。但是,欧洲看待华为和中国持续崛起的思维视角和美国不同,更看重经济效益,意识形态色彩不是很浓。加上特朗普政府孤立主义对欧美盟邦体系的破坏,刚刚经历了英国脱离的欧洲首要考虑的是内部团结和对欧美关系的新的定位,而非和美国一致对抗中国。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当前的国际舆论地位和其所处的经济实力不太相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后,中国曾加大海外媒体落地和新闻专业人才的培训。中国外交部门也在外部开设了Facebook或Twitter账号,强化对外宣传,更大力度的讲述中国故事。但效果一般。西方官员和媒体很容易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视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

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差别对待。今年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前,美国媒体就可以帮助特朗普政府舆论公关,营造针对中国的话题氛围。如果中国媒体也在西方舆论场当中这样做,必然会被西方视为中国政府宣传工具。 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5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向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

虽然这种新措施不限制它们的新闻报道,不干涉它们的报道范围,但“外交使团”的定性很明显就是有意将它们同“自由媒体”区别开来。

所以说,中国外交官在对外政策讲解和宣传方面,难免面临孤军奋战的境地。有分析认为,中国需要逐渐建立好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也就是让外交官提升认知水平,懂得对外舆论公关的本质,做到“所言非虚”,进而赢得外部的信赖,杜绝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表达,避免宣传内容和中国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也是为了让中国对西方的舆论公关能够和中国改革步伐同调。

当然,国际舆论的偏见短期内很难消除,或者永远无法消除。当一个来自被他们歧视的国家的技术进入他们的市场和视野,他们自然不会全盘接纳,认识上自然有一个改变的过程。但这种过程注定路漫漫而修远。关键看中国能否据理力争,讲好自己的故事,做到求同存异。这样才能不断赢得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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