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失势”的恐慌 暴露了欧美哪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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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日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慕安会)虽已于2020年2月16日落幕,但该届会议讨论的主题“西方失势”(Westlessness)仍激起相当广泛的波澜,会议报告甚至还引用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年)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来传达这种担忧。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于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坚称西方正在取得胜利。(Reuters)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尔(Margrethe Vestager)则认为不存在此现象,因西方价值观已“普及全球”。但不管是赞成或反对,这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1494─1547年)的质问都没啥差异:“我倒要看看亚当的遗嘱上什么地方写着他把世界分给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无论是欧洲或美国,双方对“西方失势”的辩论全植基于一个前提:即西方中心论、世界秩序与理念仍应受西方主宰,若有偏离便属“安全问题”,差别仅在于究竟是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欧盟或美国作主罢了。

爬梳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前身“国际防务大会”( Internationale Wehrkunde-Begegnung),乃德国人克莱斯特(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n,1922─2013年)与美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年)于1963年创立。这原本仅是几十人聚会、讨论防范战祸的小论坛,但在克莱斯特的穿针引线下,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北约的高层或议员相继受邀与谈,令会议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最后成为当前层级最高的全球性安全会议。

克莱斯特是促成慕尼黑安全会议重要性日愈提升的创立者兼推手。(DPA)

早期的慕安会聚焦于北约角色与对苏联政策,且会上歧见往往比共识多。例如1963年至1968年间,与会者们争辩核武器究竟该在北约里扮演什么位置的力量、又该由谁来主掌。德国政治学者理查德‧耶格(Richard Jaeger,1913─1998年)还干脆在首届大会上,以“危机中的北约”来形容争端。此外,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指挥机构的事件,也刺激会议讨论过欧洲自主与不能过度仰赖美国的缺陷,这与今日大西洋两岸间的龃龉始终一脉相承。

还有美国企图开发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令欧洲国家惊觉将更刺激苏联的核武威慑,故在慕安会上与美国针锋相对,间接促使美苏于1972年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不过这与其要归功于西欧国家的反弹,还不如说是美苏间的妥协所致。因此自1968年起美苏联合推出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就引起欧洲国家的更大不满,使慕安会上炮火四射。

如法国就认定一旦签署条约,战略天秤就会更往美苏倾斜、法国与整个欧洲也会随之更无足轻重;联邦德国也对此条约持保留态度,认为这可能会让苏联的势力继续驻留于民主德国上。不过由于美苏的强势,大多数国家最后仍顺应加入。由此可见,时有纷争的慕安会,对现实政局未必有决定性影响,但克莱斯特借此提升德国在北约的能见度,以及与会者的身分形同提供北约另一个讨论平台,令慕安会得以被保留下来,规模也愈来愈庞大。毕竟这就像慕安会在2020年报告里所自称的,这是“西方的‘家庭团圆’”。所以比起终结冷战,弥合主张各异的西方阵营才是慕安会最重要的作用。

1968年美国、苏联、英国代表齐聚于伦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该条约引起许多欧洲国家反弹。(Belga Photo)

也因此,慕安会讨论的议题虽逐年扩大,但核心关切始终没变,即“安全”必须是西方利益下定义的“安全”,未必是全球俱关切的当务之急,故对苏联─俄罗斯与中国的疑虑始终贯穿会议主旋律。再说,慕安会对苏联提议过的欧洲集体安全条约、以及俄罗斯欲强化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从未认真探讨,甚至于1995年一面首度邀请俄罗斯与会、一面提议北约东扩,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愿。毋怪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于2007年的慕安会上,厉声抨击美国与北约背叛不扩张的承诺。故随着冷战的结束,慕安会到底在保护谁的安全、又是否当真促进和平、抑或挑起全球人民更多不安?这从每年慕尼黑会议场外的大批抗议群众,便可知民心所思。

英国海军船长阿思本(Sherard Osborn,1822─1875年)曾声称:“要让个中国佬同意欧洲人的唯一法则,就是武力而非辩论、胁迫而非说服”;美国文人福克(William Dudley Foulke,1848─1935年)则宣传俄罗斯若控有中国与印度后,“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把恐俄与“黄祸”心理全杂糅在一块儿。这些言论若与当前欧美国家疾呼该围堵中俄联盟的论调相对照,其实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传达的仍是恐惧与厌恶第三世界、冀图保持西方威势的心理。

正因该种念头作祟,所以慕安会才表露对“西方失势”的忧惧。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在会议上警告中国的崛起、以及批评“白宫改变了对美国创造的世界秩序的责任的承诺”,便精巧地包装这种失落感,个中意涵与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呼吁美国该“挑起白种人的负担”毫无二致。

1901年美国漫画家普格(John Samuel Pughe)讽刺欧美列强如何自视为母鸡,竞相抢夺中国这颗巨卵,美国与日本则在右后方觊觎观望,凸显帝国主义的贪婪。(History Today网)

然而盱衡历史,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强权能千秋万世,波斯、埃及、亚述、蒙古、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都无一例外,何况欧美列强自工业革命后主导世界局势的岁月,不过仅占宏大人类历史的一小段,根本不该将之视为应然与必然的常态。若不肯认清这种历史规律,那么这种“西方失势”的自怨自艾,仍会持续缠绕在欧美列强的心头上。

所以与其恐慌“西方失势”,欧美国家还不如自省体制弱点与采取革新,而非将自身的欠缺推诿给他国的发展成就并指斥之。同时也该放弃对外干涉、隐然否定他国有自主决定命运权利的作法。否则慕安会只会继续充当北约的翻版,沦为急于塑造敌人、以及不肯放弃西方中心论的国家的俱乐部,纵使邀请再多第三世界国家与会也只是各说各话,对于全球安危没啥助益。

“西方失势”其实是个充满文明冲突性与二元对立的说法,隐有否定第三世界主权与发展的意味,更抹黑多极化体系的成形。故比起争论军事预算该增长多少、高科技设备又该如何限制出口这类对抗性举措,消灭贫穷、控制温室效应、扶助难民、粮食分配等危机,才该是欧美国家在乎的安全事项。最重要的是,假若西方国家在乎的“失势”,只是巴望永远垄断国际事务,那对第三世界来说绝对是个不重要、甚至乐于见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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