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媒体角色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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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美两国媒体在各自国家所遭受的不对等待遇,就一直是时而被舆论所聚焦的议题。而当中美近一两年纠葛频频,相关新闻就再度被抬到台前。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布“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一文,引来中国群情激奋,中国外交部多次要求《华尔街日报》就该文道歉。在未得到回应后,中国政府于2月19日褫夺了三位该报社驻华记者的签证。虽然有53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及编辑联名上书该报管理层,呼吁修改该文并公开道歉,但截至2月24日,《华尔街日报》仍未有做出正式回应。

而据彭博社2月24日报导,特朗普政府于当日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政府应对此事采取怎样措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财长努钦(Steven Mnuchin)等人主张温和处理,以免影响美中防疫合作;然而却有不少与会人员认为应该采取强硬报复手段,包括驱逐数十乃至数百中国媒体驻美人员离境,虽然这有可能违触美国法律,亦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布的这篇专栏文章主要讨论疫情对中国经济之影响,内文并没有甚么不妥,唯独该标题却因历史原因而有敏感且负面的含义。(网站截图)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2月18日宣布,将新华通讯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以及《人民日报》的在美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这五家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不再被视作媒体,而是被视作中国政府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对此表示,“由于这些机构都为中共工作,我们将它们视作外国使团是很合适的,这符合国务院规定”,“这项行动早该进行了”。

按照“外国使团”的定义,这五家机构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在美工作人员的姓名、个人资料及人事变动决定,并向国务院登记在美租赁或持有的房产清单。未来这些机构若在美租赁或者购买新的房产也需提前获得许可。

对此,中国方面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于2月19日表示,美国一贯“标榜”新闻自由,却对中国媒体在美机构正常运作“横加阻挠”,敦促美方“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摒弃冷战零和博弈思维,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错误举措”,并称可能会做进一步反应。直到2月24日,中国政府尚未针对此举采取具体“报复性”措施。

媒体之“南橘北枳”

应该说,当我们将自身剖离于中美两国立场之外,客观审视当下情况,便可认识到,美国政府此举虽然有违自身新闻自由标杆,却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外交部的指控,也有其质疑的根基——归根结柢,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中美乃至中西各自对“媒体该发挥怎样之角色”有不同的认知。此事着实谈不上褒贬对错。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代媒体在西方和在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经历,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定位及社会角色。

白宫2月24日该会议由副国安顾问波廷格(Matt Pottinger,中)主持。波廷格曾于1998年至2005年间先后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对华立场强硬。(Getty)

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媒体诞生于16至18世纪,彼时如火如荼的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重商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革命,为媒体镌刻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媒体自彼时起便被视为权力的监督者,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西方媒体从业者也是这样自视的。

现代媒体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则有些不同。纵使媒体同样扮演过监督者的角色,但晚清及民国时期国家羸弱,人民或凄惶于道路,或困顿于林野,彼时媒体人作为社会中的读书识字者,复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旧时代的士子精神,故而诞生于该种背景的中国媒体人,所扮演的角色更多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借由文字对风雨飘零的家国起到鼓舞、警示、谏言、教育等作用。换言之,现代媒体之于中国,是国家积极发展的持份者和参与者。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媒体之角色的,而大部分中国媒体从业者也这样自视。

在这种奇妙的认知差异下,中西媒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社会的进步更多由资本和民众自然推动,政府发挥协助性作用,媒体亦更多地为社会监督政府,揭露政府“公报私囊”或“滥用公权”等行为;而在中国,社会的进步更多由政府带动人民落实,政府发挥引领性作用,媒体亦更多地向社会阐述政府的政策,为国家融合分歧,凝聚发展方向。亦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基本都是私有,而中国主流媒体则都是国有乃至“党有”。

媒体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包括《华尔街日报》及福克斯新闻等众多媒体的拥有者,其中福克斯新闻向以立场保守著称,近4年更因“偏袒”特朗普而遭至不少非议。(Getty)

莫要以“不同”论“对错”

当然,这种粗略描述并不能以一概全。

在西方,不乏有媒体为了社会进步而倡议主观立场的例子,亦不乏有媒体受资本驱使而起到煽动性角色的例子;在中国,不乏有媒体及媒体人坚信“第四权”之理念,不惜犯险而求真理,亦不乏“著书只为稻粱谋”的例子。

而无论中国或西方,都存在个别媒体及媒体人秉持自我正确,只知报导自己眼中的“真相”,却不知管中窥豹,向大众展示了事态“片面的全貌”,从而造成负面的引导性效果。

因此,这次美国政府对五家中国官媒的在美机构采取限制性措施,除了源于美国政界对中国愈发浓厚的敌意,大抵也是因为该五家中国官媒不符合美国社会主体认知中的媒体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孰对孰错。

可是,虽然可以不谈对错,但我们却应该认识到,世界各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除了中国与西方这“淮北”、“淮南”,世上还有其他的文化迥异于中西的地方。当“橘”生在“荆楚”、“关中”、“岭南”、“燕赵”又或“西域”,便又会生出不同的果实。当如今各异的文化无可避免地相互融汇,又该如何自适?或许,最终的解决方式只能是各方的妥协,且是以包容的心态积极“妥协”。

当中国被西方所影响,西方亦愈发感受到中国元素,当代媒体或许也需抛下既有的迷思,既做好“监督者”,亦做好“引领者”,既不要堕入西方媒体“我只是客观报导新闻”、“一切有价值的新闻都应当报导”的迷思,亦不要陷入中国媒体“我要做祖国在这场国际舆论战中的卫道士”之偏执。多一些独立思考,总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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