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女童丑闻导演获奖:水土不服的法国Me Too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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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五位黑衣女子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并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之名,受封2017年年代人物。当中立于中位者,便是率先实名控诉哈维·温斯坦的女演员-艾什莉·贾德。

2017年Time杂志封面,以公开揭露性骚扰、权势性侵的女性为年度人物群像。(Reuters)

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好莱坞知名制片人,曾监制过《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等知名大片,但比起这个,他在2017年后又多了个“响亮”名号-“好莱坞色魔”。贾德(Ashley Judd)于2017年10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惊爆20年前温斯坦曾在酒店房间对其性骚扰,接着影视圈诸多女星陆续出面作证,揭露温斯坦30年来的不堪犯行,受害者不乏安吉丽娜·朱丽(Angelina Jolie)、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和伊娃·格林(Eva Green)等一线明星。

昔日好莱坞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其被控仗恃己身权势,性骚扰与性侵无数演艺圈女性。(AP)

在多达90位女子控诉下,温斯坦被一状告上法庭。经历2年缠讼后,纽约法院终于在今年2月24日判处其2项性犯罪成立,等待温斯坦的将是5至29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类似脉络却引发了一场异色风暴-当地时间2月28日,被控性侵女童的著名导演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以新片《我控诉》(J'accuse)荣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虽引发颁奖现场多位女星离席抗议,却无法颠覆其获奖结果。

法国这种区分“个人”与“作品”的评审标准,不只体现其殊异的文化性别观,也模糊了欲望与性暴力的界线,更为其招致不少争议与谴责。然而此情此景并不陌生,早在温斯坦案发生之际,法国便曾出现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反思声浪。

一百位法国女性对# Me Too的抨击

当年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温斯坦案后,首先于推特上使用“# MeToo”标签,呼吁曾受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女性打破沉默,出面发声,好让世界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两个单字最后席卷全球,为各国女权运动所用,成了反性骚扰的代名词,直至今日。

然而,面对此波运动,法国却出现了不以为然的声音。2018年1月9日,100位法国知名女性共同署名,于《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好莱坞如今已受# Me Too政治正确审查,并认为这种网络的“快速正义”,以及对追求与调情的“矫枉过正”,终将混淆女性主义的真正要义。署名者包括记者佩吉·萨斯特(Peggy Sastre)、畅销书作家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学家萨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员凯瑟琳·罗伯-格里莱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甚至还有知名女星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

想当然耳,这封公开信受到世界与法国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双方主要争点在于,联署公开信者认为“性侵害是重罪,但持续或笨拙地追求女性无伤大雅,献殷勤也是人的自由”;然而批评者提出反驳“由社会整体文化结构观之,男女在性自由上从来不平等,求欢自由往往是男性才有的特权,这背后暗藏的性别不平等,不该被浪漫化”。而这其中关键的“女性性自由”,则牵扯出法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代际与阶级之争。

法文中有个词,叫“galanterie”,即为英文中的“gallantry”,有英勇、骑士精神之意;但其在法文中还特指男性对女性的“献殷勤”、“绅士礼节”,故而通常写作“galanterie française”(法式英勇)。这种两性互动型态源于法国文化的深层混血感,即地中海大男人主义(machismo)与北欧的冷漠相互交融,让公共场域的情欲流动成为一种社交礼节,更透过十二世纪宫廷爱情、十七世纪沙龙聚会的长期催化,演变为法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甚至被文学与艺术作品升华成美学。

然而这种“男性得以追求女性,女性也有回应与驯服男性欲望义务”的关系,看似浪漫,却只有男性能担任追求者,若由另一个角度言之,这不过就是相对仁慈的性别歧视。故到了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法国妇女开始反击,要求争取“女性的性自由”,这其中不仅包含主动调情的自由,也涉及身体自主权,故而有了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这场景与2018年的百人联署十分类似,当时也有343名法国妇女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发公开信,曝光自己的堕胎经验,以要求堕胎合法化,德纳芙就是其中一员,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名在其列。

波伏娃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图为1955年,其同伴侣萨特一起至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庆典的场景。(来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若由此般脉络来看,法国在近半个世纪后对# Me Too的反思,其实是延续了波伏娃这派的左翼知识分子女权观,其首先同意女性可被视作性客体(objet sexuelle),但也认为男性可以是女性的性客体,成为性客体是所有人的自由。故像# Me Too运动这种强调两性互动规范与界限的主张,自然被其视作禁欲的清教徒思想,并认为这是要藉互联网与美式话语霸权优势,前来对法国进行文化清洗。

性自由能否成为文化人的保护伞

但波伏娃与德纳芙这派的法式女权观,终究受到了世界与国内其他女权份子抨击。因其虽主张两性都有调情、献殷勤的性自由,却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一旦双方处于权势不对等的情况,这种性自由的天秤转瞬便会倾斜,最后免不了成为某种形式的性压迫;而这些联署的女性之所以不甚重视、甚至不曾考虑这点,主因还是在于,她们全都出自菁英与知识分子阶级,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与话语权,故而较难预见阶级差异对性自由的介入与操纵。

倘若今日情境如下,有位男导演对女演员递出了情欲邀请,虽说这也是个人的性自由,但此般互动是否还如信中设想的,那样纯粹、天然、无染?甚至倘若导演是个成熟男性,演员却还是个未成年女童,那么性自由与恋童癖、猥亵儿童的界线究竟在哪?

而不可否认的是,法国艺文界确实就是长年被这种知识分子的菁英基调所宰制,且几乎全界高层、有力人士都在此基础上有着无声的共识-即便导演有私德上的瑕疵,但这毕竟是其私领域的事,人们不该无限上纲,以此抵制或审查其艺术创作。

奥斯卡大导演伍迪·艾伦,曾被控猥亵养女,虽未定案,但仍使其电影事业蒙上一层阴影。(Getty)

故而这几年,即便陆续有5名女性以实名或匿名形式,指控法国名导卢贝松(Luc Besson)对其性侵或性骚扰,其作品仍大受欢迎;伍迪·艾伦(Woody Allen)因被养女控诉猥亵而在美国遭遇抵制,其新作到了在法国却如常上映,且丝毫不受舆论批判;法国名导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为满足个人私欲,强迫女演员试演情色镜头,被判处一年监禁,缓期执行,却还有百名法国电影人发表公开信,表示布里索“只是个受伤的艺术家”。

但这样深水静流的风气,近来却因女星哈内尔(Adèle Haenel)的自白,而起了些许涟漪。如今的哈内尔因《燃烧女子的画像》享誉全球,其虽才31岁,却已两度荣获凯撒奖,并有16部电影入选戛纳;但在去年11月4日,其才刚委托法国独立媒体《一方报》(Mediapart)调查,进而曝光自己在12到15岁担任演员时,遭到导演卢基亚(Christophe Ruggia)长期性骚扰的往事。

法国女星哈内尔近来因《燃烧女子的画像》享誉全球。其于去年透过法国《一方报》揭露自己当童星时,曾长年被导演卢基亚性骚扰。(Reuters)

长年以来,卢基亚在法国影坛的人设都是极具风骨的左派知识分子,不仅参与救助难民等各类政治维权活动,也被视作哈内尔的艺术启蒙恩师。然而,面对哈内尔的指控,卢基亚却以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自居—“我只是爱上了自己的作品”,显然试图替猥亵女童的罪行开脱。然而这次他的运气没几位前辈好,由于《一方报》提出的访谈等诸多证据十分充足,故其最后被检察官起诉,也连带让“波兰斯基争议”重浮水面。

1977年,导演波兰斯基在美国被控性侵13岁少女,最后其只承认“与未成年人非法性交”,却否认有使用毒品与酒精迷昏少女等指控,并在1978年潜逃法国,从而为当地电影界和知识分子所庇护,甚至还能于2002年,以《钢琴师》获得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法国各界人士力挺导演的辩词大抵不离以下思路:其或许性侵女童,但作品本身却是无辜的;我们不是当事人,很难了解来龙去脉;事隔多年,难道社会还不能原谅他?诸如此类,族繁不及备载。然而今年哈内尔带头起义后,其作品《我控诉》在法国各地上映便受到诸多抵制,片方也取消了针对波兰斯基的诸多媒体访问。

大导演波兰斯基因性侵女童而潜逃法国,并长年受当地艺文圈庇护,更在今年获颁凯萨奖最佳导演。(Reuters)

但抵制归抵制,《我控诉》在法国票房依旧长红,甚至入围有法国奥斯卡之称的凯萨奖,勇夺12项提名,并在近日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两大冠冕,哈内尔当场愤而离席。讽刺的是,波兰斯基以“典礼已成为公开私刑”为由,拒绝出席;颁奖人也不敢直接念出波兰斯基的名字,而是以称号“Atchoum”代替(“Atchoum”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某位刻薄的小矮人)。整场典礼就这么在尴尬中结束,却不影响其获奖事实与资格。

事情发展至今,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卢基亚会被起诉,是因为控诉者是影坛知名女演员,且导演最近也没拍什么好作品,人脉更不像前辈这般广阔,故而哈内尔能获取个人的胜利;但整个法国影视圈、乃至于社会整体的风气却没有因此地动山摇,像波兰斯基这种大导演,仍能呼风唤雨、名利双收。比起满身的灿烂荣光,那些抗议与抵制的吼声,不过就是些螳臂挡车的小杂音。

从法国的反# Me Too公开信、哈内尔控诉到波兰斯基再获奖,法国的女权、性别与自由主义派系相互撕扯、断裂,但最终仍维持了稳固的上层结构。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当年# Me Too运动传入中国时,自由派的刘瑜教授虽肯定此发展,却也提出诸多疑虑,并将其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因而受到许多自由派同志的抨击。

究竟是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还是矫枉过正,这似乎是女权与性自由的亘古辩题。情人交往,当然不可能全都是双方地位纯然对等的状态,也不能因此全扣上性压迫的帽子。但法国的情况却是,即便面对波兰斯基这种极端案例,社会与文化圈仍以性自由之名,默许甚至褒扬其作品。即便阿内尔的控诉直指法国性别文化核心、甚至也揭露电影界长年被年长白人男性宰制的沉痾,但艺文圈默契依旧,无论其指控多么有力,仍是撼不了风花雪月世界里,那迥然异色的伦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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