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视马来西亚政局 关键还在族群政治这朵“雾里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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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日,在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布都拉苏丹的任命下,土著团结党(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宣誓就职新首相,接替2月24日辞职的土著团结党领袖马哈蒂尔,长达1周的政治风暴,终于暂告一段落。本文是系列分析稿件的第一篇。【下集:侧视马来西亚政局 关键还在族群政治这朵“雾里花”(下)

2020年3月1日,毛希丁(左)在吉隆坡国家皇宫宣誓就任马来西亚首相,前首相马哈蒂尔批评这是背叛。(新华社)

这段描述,对政治稍有敏感度的人,应该都会掀起一些疑问:为什么在党内并无改选的情况下,同党领袖下台后,是由同党另一领袖担任首相?新首相上任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格局,有何位移?对马来西亚政治有初步印象的人更可能会问,马哈蒂尔(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与原定接班人、人民公正党(公正党)领袖安华(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之间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而2019年以降,安华跟此次政治风暴首先发难的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Mohamed Azmin bin Ali),都面临了“鸡奸案”的指控,为何同性性交议题会在马来西亚政坛带来如此大影响力?

探讨这一连串的问题,最终都脱不开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结构与政治体制,与其过多聚焦于那扑朔迷离的政争细节,回视多元族群以及君主制度如何藉由联邦宪政制度达到和谐共存的发展,可能更有助于理解政治风暴背后的结构。

一场马来领袖的内哄?《马来西亚宪法》与马来人

这场政治风暴源自于执政的希望联盟(希盟)内部不同政党领袖的失和。希盟及其前身人民联盟(民联)本来没有土团党,土团党是2016年马哈蒂尔与巫统中央不和出走而成立,2017年希盟一致同意土团党加入,并由马哈蒂尔带领希盟赢得大选。这次马哈蒂尔跟同党的慕尤丁(Tan Sri Dato' Haji Muhyidin bin Haji Mohammad Yassin)和希盟内部(主要是公正党的安华)闹翻,不过是历史上的另一次重现。

安华(左)跟马哈蒂尔(右)之间的关系,从1998年以来历经数次跌宕起伏,短短一个月前,两人还是执政联盟的同志,现在已经分道扬镳,未来会如何也不得而知。(AP)

上述主要参与者:马哈蒂尔、慕尤丁、安华与阿兹敏阿里,还有具任命新首相权力的元首阿布都拉(Tengku Abdullah),都是马来人。但马来西亚并不是单一族群国家,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华人占比还有37.2%、马来人则是49.8%,此后华人、印度人不断下滑,而马来人占比则上升。依据2019年马来西亚统计局的调查,在3,260万总人口中,90.2%具公民身分,其中马来人占69.3%,另外华人占22.8%、印度人占6.9%;马来人在政坛上的份额会如此之高,涉及到宪政体制设计的问题。

制宪时期,马来人虽然占多数,但在经济上是华人收入比较丰厚,作为平衡,为了保障马来人在政治上的权力,由李特(Lord Reid)领衔起草、并在1963年通过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设下诸多规定:包含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马来语是国语”;“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等。而马来西亚选举制度里面的“乡村加权制度”,也让马来人居多数的乡村能够以较少人口取得较多席次,与城市居多的华人之间拉大选票不对等效应,保障马来人的政治优势。

除了马来平民之外,各州“世袭统治者”也是宪法特别保障的对象,他们全都位于马来半岛上,历史最悠久的可追溯到11世纪建立的吉打苏丹王朝(吉打州苏丹),其他大多与15世纪马六甲苏丹王朝的分支有关。至今,世袭统治者占马来西亚13个州当中的9个,依据《宪法》,他们有权组成统治者会议,每五年选出一位世袭君主担任“最高元首”,代表马来西亚国家主权。而马来西亚的世袭统治者们也并非花瓶,特别是关于伊斯兰宗教或律法相关事宜仍保有相当权限,这次马哈蒂尔请辞后,在没有明显多数的情况下选出慕尤丁出任首相,也是最高元首的一次权力展现。

上述宪政条文赋予马来人在政治上一直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法理基础,但是也为少数族群的权利留下相当空间。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国阵),其联盟包含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马华公会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分别代表马来西亚三大族群,就是在政治上力求维系族群和谐的表征;希盟包含人民公正党(巫统分出)、民主行动党(华人为主)和国家诚信党(伊斯兰党分出),也比照了这个格局。

“伊斯兰国”是“马来西亚社会契约”的未竟之梦?

马来西亚政治议程中,另一个敏感议题就是宗教导引出的“世俗国”或“伊斯兰国”争论。马来人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部分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没能成为“国教”,甚至马来西亚没能成为“伊斯兰国”感到不满意,所以组成“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伊斯兰党),长期与主导国阵的巫统进行竞争,最终目标是把马来西亚建立成一个“伊斯兰国”。

绝大部分马来人都是穆斯林,图为2019年5月16日,伊斯兰斋月期间,一名穆斯林男子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座清真寺,准备开斋。(AP)

为了跟伊斯兰党竞争,再加上1969年选举爆发被视为华人与马来人冲突的“五一三事件”,巫统成为国阵里面说一不二的主导者,遂在1970年代开始对马来人的信仰与思想进行诠释与推动。由“新经济政策”开始,马哈蒂尔继而在1985年推出“在国家行政上吸纳伊斯兰价值的政策”、1991年“新马来人运动”,以及阿布都拉巴达威(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在2004年提倡“文明伊斯兰运动”、2009年纳吉(Mohd Najib bin Abdul Razak)提出“一个马来西亚”,这些“首相”们推动的政治运动,都有很强的马来人与伊斯兰教信仰因子;同时,违反伊斯兰律法与信仰的行为,也都能构成政治杀伤力极大的指控,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位政治领袖“肛交”(鸡奸)案,就是显例。

推广政治建设运动,也产生不少国内权力与资本的勾结的问题,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6年编纂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crony capitalism index)即显示,马来西亚名列第二,政治亲信获取资本的能力非同小可。而裙带资本主义更导致该国政局紊乱,例如纳吉成立的“一个马来西亚公司”(一马公司,1MDB)在2015年被爆出巨额负债,甚至资金流向不明,最后纳吉虽未下台,但马哈蒂尔、慕尤丁等人自巫统离开、另起炉灶成立土团党,2018年大选国阵也第一次失去政权。

对“马来人至上主义者”来说,《宪法》当中诸多留给马来人与伊斯兰信仰的特权,都是一种“社会契约”,而那个社会契约是早在1957年独立之时就已定型,亦即华人与印度人让与马来人政治特权,换取在新国家中的公民地位。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建国“联盟”(国阵的前身)的族群间合作面对英国殖民者涉及的利益交换与妥协,也忽略了巫统早已不维系建国联盟的“现状”,在国阵成为独霸。现任首相、时任巫统副主席慕尤丁也曾在2007年建议所有国阵成员党召开闭门会议,寻求基于这种社会契约与《宪法》的“新国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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