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意大利防疫败溃是欧洲失控的前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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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在欧洲的传播已呈爆发式增长。除中国之外全球超过11万的患者中,欧盟地区以超过7万的患者规模令人感到惊骇。这个全球最发达的地区在疫情冲击下显示出的无力与失控无疑就成了某种凶兆。

欧洲能否做为一个团体度过难关更有助于外界进一步判断欧盟未来的命运。当欧盟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已经批评欧洲政客,称其“低估”了新冠病毒后,这个将长期在欧洲政治占据一席之地的话题会把欧盟和这片大陆带往何处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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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败退的抗疫第一线

对外界来说,意大利在本次疫情期间近乎于崩溃的遭遇是最具冲击力的。截至3月17日,全国人口6,048万的意大利已经检出31,506名患者,其中病亡者超过2,500人,占了全球除中国之外死者的一半以上;其患者死亡率达6.7%,远高于中国的3.9%。这与意大利在救治方面上的困境有关:由于意大利方面在3月中旬后不得不放弃救治高龄危重症患者,这导致3月10日后死者人数激增,到3月15日后,每天病死者超过300人。

环顾意大利疫情的发展,该国从2月21日出现“1号病人”开始,在第五天后新增患者一日破百,在第12天新增患者一日破千,其患者总数从一万飙升到三万的时间也只用了一周。加之意大利入院患者的重症率超过30%,新冠病毒在意大利传播一个月几近失控的现状由此不言自明。

从封锁部分城镇到封锁北部省份再到封锁全国,层层加码的动作背后是层层失效的封锁动作。并没有从一开始控制住疫情。在政治因素掣肘下,意大利的防疫活动可能从一开始就遭遇严重干扰。

意大利朝野虽然在派兵防疫等问题上意见统一,但朝野各党仍心怀鬼胎。以至于起初商定的封城最终横遭阻碍。(美联社)

资料显示,意大利朝野虽然在2月23日到25日间一度放下争吵与成见,暂时支持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封锁疫区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11座疫情严重的城镇的方案。但封锁、宵禁令仅仅实施了两天,作为伦巴第大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米兰就摄于当地政治势力的反对,被迫取消封城活动。

在此期间,意大利朝野政要甚至热衷前往疫区参加游行,意大利各反对党团,如北方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Metteo Salvini)等人在2月下旬多次鼓吹“米兰不停”(Milano non si ferma)等口号,呼吁大办游艺活动。在3月7日确诊新冠肺炎的意大利民主党主席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还曾在2月27日率团前往米兰,庆祝“解除宵禁”。而意大利媒体更在2月间坚持认为新冠肺炎就是“大号流感”,上行下效之下,意大利的防疫与隔离就大受影响。

在以津加雷蒂为首的一批意大利政要或感染,或自我隔离后,随着意大利民众逐渐感受到疫情威胁迫近,这才让孔特政府得以在3月8日顺利颁布新措施,决定“对北部伦巴第大区和另外14个省采取封闭措施”,以此隔绝疫区1,600万人口流动。但到了这个时候,意大利仓促层层加码之后所折射出的已经是防疫的节节败退。

面对疫情的爆发式增长,西班牙各地已经人人自危。(美联社)

末日逼近下的求生之路

比起一味观察疫情下的惨剧,意大利的遭遇也有另一层意义,即欧洲未来的防疫斗争是否会在失控中步入深渊?

就意大利本国来说,该国20%的医护人员已被感染,其特护病房(ICU)、医用氧气、呼吸机、人工肺(ECMO)乃至口罩、手套及消毒液均存量不足,虽然从3月15日到18日间,来自中国的医疗专家组和300人医疗队给这个瘟疫中的古国带来了一点希望,但在短时间内,意大利一线医护人员捉襟见肘的困境恐怕仍是难以马上得到解决的。

来自中国的援助虽然让意大利各界倍感欣慰,但这终究是杯水车薪的救援。(美联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德国之外的欧洲各国可能在应对疫情的准备工作上做的更差,甚至远不如七国集团(G7)中在呼吸道医学上颇有建树的意大利。在意大利于3月15日迎接了中国医疗队之后,“向中国求援”已经成了欧洲国家面前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选项。

到3月15日,西班牙就向北京打来了求援电话,西班牙外交大臣冈萨雷斯(Arancha Gonzalez)专门向中国外长王毅强调,西班牙政府正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但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等困难。希望中方能向西班牙提供医疗物资支持,愿同中方举行两国医疗专家视频会议,学习中方抗疫经验。也就在一天前,挪威首相索尔贝格(Erna Solberg)也称“希望取得中国的帮助”。捷克方面也在3月14日时从中国购进一批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盒等物资。

“中国援助”终究远水难解近渴,事已至此,更多欧洲国家还是不得不面对现状:疫情高峰到来时,如何应对意大利式的医疗资源挤兑的状况?如何在挑战医疗资源承受极限的情况下控制疫情蔓延?

英法德等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思路可能有些殊途同归,即尽力延缓大流行峰值的到来,避免有限的医疗资源在短时间内遭遇挤兑。各国对疫情的前景也大多有些悲观。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曾在3月14日表示,英国国家医疗保健服务(NHS)无力压制新冠疫情。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接受采访时,亦暗示法国可能会出现大范围人口感染。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3月11日也发表了类似看法。

不过,当瓦兰斯顺势认为“英国需要约60%甚至70%的民众染病且痊愈后获得免疫力”,由此达成“群体免疫”后,外界还是有些哗然。虽然瑞典政府的流行病学专家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等人在谈及英国的“群体免疫”思路时称,“我听到了英国人的做法,他们和我们在瑞典做的很相似”。但这一前景在英国就意味着至少40万人病死。

虽然在一片反对声中英国卫生大臣不得不在3月15日紧急解释,强调英国防疫计划并没有“群体免疫”这一环。3月16日,英国开始召开每日疫情会议积极应对。但是如何解决具体问题?在政治家的面前,选项可能也很有限。英国目前只有4,000个ICU床位,以及5,000台呼吸机可供调配。其他欧洲国家相对于英国的情况只会更坏,不会更好。

“群体免疫”一说之所以备受抨击,这与它展示出的放任自流的本质分不开。让人类继续接受病毒的自然选择无疑是对几千年医学进步的侮辱。是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重要,还是经济发展更重要?欧盟的政治家们在危急时刻的选择是饶有趣味的。这种一味强调困难,强调无力应对的投降主义行为似乎更已成为了欧洲的另一种写照。

德意志的责任

当然,整个欧盟地区也有例外,相对于全欧洲面对疫情仓皇失措的现状,德国却可以稳坐钓鱼台。这一点与德国采取韩国式的广泛测试,同时加大力度阻断社群感染渠道有关,资料显示,德国60岁以上的患者只占16%,意大利则是56%,这意味着德国已经在疫情之初开始了大规模的患者筛查,并抓住了意大利等国疫情造成的窗口期。

德国各界一直批评以总理默克尔为首的德国当局做的不够,但实情终究还是超出了外界的预料。(美联社)

德国在疫情面前的巨量储备也值得一提。目前,德国有28,000个ICU床位,有25,000台呼吸机,并计划再追加投入10,000台。其年均医疗保障支出达380亿欧元(约合418亿美元),德国还具有欧洲第一的药品出口额,还坐拥林德集团(Linde Gruop)等全球知名大型气体生产商,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慕尼黑等地输出医用纯氧,这一切基础设施使得德国具备收治10万名患者的能力。

德方还尽力在如此优渥的条件下通过积极预防避免患者激增,同时又以200欧元(约合220美元)的时薪招募医护人员。加之德方还从3月开始截获了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大批物资,这一切使得柏林方面能在疫情日益严重之际不至于猝不及防。而德国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活动还让德国网民时不时批评当局“可能是欧洲最后一个感受到疫情发生的国家”。

必须承认,德国方面也开始出现高层染病的趋势,就在3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所在执政党“德国基民盟”(CDU)的知名政治家梅尔兹(Friedrich Merz)被检出罹患新冠肺炎。由于梅尔茨几乎被德国坊间视为“默克尔接班人”,一时间在德国《世界报》(Welt)等媒体的网友评论中,希望梅尔茨尽快康复的评论就此起彼伏,而这种对于当局的相对支持,也成了德国在疫情之下的有利因素。

不过,德国独善其身终究不代表欧盟乃至欧洲能做为一个团体度过难关。就当前的局面看,此次疫情无疑已经成为未来欧盟的转折点,亦有望推动欧洲政治版图的深刻变革。当身处欧盟乃至欧洲的中心的德国坐拥欧盟中心之利,却不能对欧洲疫情缓解有所助力时,疫情之后的欧盟,其命运恐怕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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