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疫情出现缓和 中日韩新四国防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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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疫情不断发酵,截至3月18日国际标准时间11时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COVID-19)在欧洲至少造成3,421人死亡,首度超过亚洲(亚洲的死亡人数为3,384人)。

与欧洲紧迫的情况不同,最早爆发疫情的亚洲地区似乎已经出现了回缓。

欧美目前疫情加剧,意大利成为全球死亡人数最多国家,与此同时亚洲的疫情出现了缓和。(AP)

疫情缓和:亚洲四国各有妙招

就目前公布的情况看,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截至北京时间3月18日24时,中国全国新增确诊病例仅为3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湖北新增确诊病例首次为0。

而韩国的疫情也出现了好转,新增病例连续4天低于100例的情况,虽在3月19日确诊人数破百(152例),但依旧是小幅的增长。至于日本和新加坡,截至当地时间3月18日10时30分,该国新增确诊人数仅为36人,在882人的确诊人数中“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病例仍为712例不变,死亡率仅为0.03%;新加坡3月18日累计确诊COVID-19病例仅为313例,其中117人已经痊愈。

要知道,亚洲是疫情爆发最早的地区,中国在1月份爆发疫情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在2月相继出现了疫情。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韩的疫情已经基本稳定,新加坡更是将的感染人数控制在了三位数之内,如此快速和有效的防疫手段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而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便是中日韩新防疫模式的对比。

在防疫模式上,中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做法,除了对感染病例实行强制隔离之外,中国政府封锁了武汉等重要疫区城市、实行企业和工厂全面停工的举措,以牺牲经济的巨大代价控制疫情的蔓延。

与中国不同,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国内防疫的措施显得较为温和,对于境外输入管制较为严格。以新加坡为例,自疫情爆发以来,对于国内防控,新加坡主要呼吁民众减少大于250人的聚会,加强个人卫生的宣传。此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还出面劝说民众,病毒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健康人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多洗手最重要。

对于出入境,新加坡则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比如停止所有邮轮停靠本国港口,要求所有入境新加坡并出现呼吸道疾病症状的旅客,不论近期行程如何都必须在关卡接受病毒检测,并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

由于韩国疫情出现了爆发期,其在国内的防疫举措上并不像新加坡如此“佛系”,但即便如此,韩国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封城的举措,大部分企业和工厂依旧照常务工,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停工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更是对民众做出承诺,会在两周之内控制疫情;而日本情况与韩国相似,没有封城,仅出现部分地区停工停学,首相安倍晋三还出面表呼吁民众,希望出现轻微症状的患者在家进行自我隔离,不需要到医院就医。

通过对比,中国的防疫手法确实较日韩新而言过于强硬,这也让不少声音认为,日本、韩国的手法似乎显得更为合理,在没用使用强制性封城的手法下,依旧能够控制疫情,这是兼顾了经济和抗疫的最好典范。

防疫模式有偏差:人员流动及人口基数是要因

从手法上看,中国确实显得有些强硬,但这样的不同并不是作为评判四国防疫模式优劣的标准。在防控疫情的举措上,四国根本毫无可比性,主要原因是各国人口基数和国家民族性的并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他们防疫措施上的差异。

中国是人口大国,仅湖北省人口便为5,890万人,较韩国全国人口还多了六分之一。作为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疫情爆发期又正好是中国春节期间。春运客流是中国人口流动性最大的周期,大城市前往各地的人潮是造成疫情扩散的重要途径。庞大的人员流动量决定着中国防疫压力是其他三国无法比拟的。所以,采取封城、停工、停学是中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最有效果的措施。这一手段却未必适用于日韩新三国。

与中国不同,日韩新三国过去数月人流量不如中国之大、牵涉面积之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扩散的风险。以新加坡为例,在中国疫情爆发后,考虑到疫情并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内爆发,只要该国对出现较为严重疫情的国家实行严格的出入境管制,不让外界的病例有大规模的输入本国的机会,并及时地在国内采取有效的医疗防护措施,这样的手段一定程度上便可有效防止病毒大规模扩散的可能。事实上,新加坡的举措与韩国大邱市严办关口的举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而韩国和日本经济体量和人口基数较新加坡多,新加坡“一城模式”的防疫显然对两国而言是不够的。所以两国在防疫之上也做出了更多举措,例如韩国扩大了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利用手机APP和GPS定位系统及时监控隔离信息,并封锁了部分地区关卡;而日本部分地区也需要采取停课停工的措施,以防止过多人口聚集。这样的防疫举措也确实对日韩两国起到了效果,其感染人数的减少就是最好的说明。

新加坡人口基数小,且疫情并非是在新加坡本土内爆发,采用“一城模式”足以应对。(Getty)

防疫模式有偏差:民族个性不相同

当然,除了人员流动的因素,亚洲各国国民的民族性的差异也是各国防疫模式异同的因素。今日之中国社会依旧可以看到普遍的“官老爷文化”,社会被看作一个放大的家庭,而政府与其说是“公仆”,更有着“一家之父”的角色,兼赋权力与责任。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强大的配合度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也让中国政府的封城、停工措施较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并迅速地在各地开展的一大原因。

与中国不同,由于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日本和韩国的部分价值观与欧美国家一致,如个人权利等问题。所以在制定防疫模式上,两国既对强硬手段的有所顾虑,而他们各自的民族的特点也对其防疫模式起到了调适。

例如韩国,该国一开始也如欧美国家一般并没有非常在意,不少民众也没有听从建议戴上口罩。但在大邱疫情爆发后,韩国全国上下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团结性,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教会,都与政府比较配合,一致对抗疫情,民众也主动戴口罩,听从政府的建议和安排,整个国家的价值观达到了空前一致。也正是这样的团结性为韩国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了较大的助力,在不需要强硬手段的情况下,仅用两周的时间便控制了疫情。

至于日本,与韩国类似,日本政府在强硬措施上的限权考量较多,不过该民族一大显著的民族特点便是:自我责任感特别强。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烦到别人,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在他们文化逻辑,在国家遭遇麻烦之际,若自身的慌乱或者任性让国家遭遇更大的麻烦,这便是毫无责任感的表现。正是这样的民族性,安倍更愿意用呼吁的方式代替强硬政策,而事实证明,他的方式确实能够让日本人认识到疫情严重,并激发了公众对抗疫情的自我责任感,这也是影响日本政府不采取强硬防疫措施的一大要因。

从结果上来看,中日韩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举防疫模式都显现出了效果,亚洲各国稳定的疫情数据就是最好的说明。而这份数据的分析背后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一个国家在制定任何措施和计划都需要以国情为重要的基础,而在防疫工作上,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最好的模式,只有合适自己国家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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