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韩国防疫专家组成员:傲慢自负是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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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原本只有数十人确诊新冠肺炎的韩国疫情骤然爆发,一度成为中国以外最严重的疫区。可短短数周后,韩国又迅速改变了外界对其的印象,成为抗疫的成功案例。在这过程中,其政府及社会应对疫情的方式,尤为特殊。

多维新闻就此访问了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社会政策教授吴寅圭。吴寅圭于2016年至2020年间是韩国政府在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后成立的专家研究组成员。

多维:“新天地教会”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疫情于2月下旬在韩国大爆发的主要原因。当代社会,科技日益发展,教育水平持续提高,可是迷信的问题依旧未得到解决。对此,韩国乃至各国政府,可以做什么?

吴寅圭:“新天地教会”并非迷信,虽然未得到基督教主流认可,却是一个被政府认可的合法基督教会。韩国宪法明确捍卫宗教自由,所以政府对“新天地教会”的任何针对性行为都是违宪的。政府在这方面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对女性、少数族裔、外来移民、残障人士等诸多少数群体提供社会扶持,防止这类人群因弱势社会地位而更易被吸引到异端教派的情况。

多维:“新天地教会”除外,是否还有其他不足导致了韩国今天疫情严峻的情况?

吴寅圭:韩国此次应对疫情期间最大的败笔,是没能第一时间封闭大型公共机构、组织、场所,包括学校、教会、军队。

疫情爆发之初,学校正处于寒假期间,然而韩国政府依旧耗费了很长时间才全面封校。后来虽然学校关闭,但学生们依旧聚集在各补习班,而政府未能有效叫停。教会因素则是韩国疫情最大的挑战。即使疫情于2月步入高峰,政府也没有封闭教会。军队方面,各军营中人流相对集中、封闭,且与医院、学校、教会一样,有大量人际交往,如握手、长时间并排而坐、共餐和共享食物等。

韩国各院校有约1,000万学生,教会会众规模达700万,军队中也有60万人。包括我在内的多位专家多次建议政府,一旦察觉国家出现类似疫情征兆,应及早封闭上述三类场所和医院,限制集会。惟韩国政府认为自己是各国政府中应对疫情的佼佼者,认为自己在不损害公开透明的社会原则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反应机制,将公众配合与具创造性的先进技术应用相结合,并借此控制了疫情。这种傲慢态度导致了大量问题。

韩国率先推出了免下车(drive-through)病毒检测方式,如今已在美国等地得到借鉴。(路透社)

多维:韩国的检测系统和较低的死亡率普遍获得褒赞,您对此似乎有不同意见?

吴寅圭:韩国政府宣称,韩国之所以累计确诊人数很高,是源于全球最好的检测系统;而之所以死亡率很低,则是因为有全球最好的医疗团队。

然而国内很多专业人士认为,韩国之所以累计确诊人数高,是因为政府未能预防疫情。之所以死亡率低,是因为韩国的感染人群主要是通过教会、学校/补习班、军队和医院受到感染的年轻而健康的人。很多专家认为,随着疫情进一步传染至年长人群,死亡率会逐步攀升。

为了检测和确诊病患,韩国政府浪费了大量资源,然而在没有疫苗和药物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将重心放在大型公共场所的管控。

多维:这次疫情结束后,应做好哪些后续工作预防下一次类似悲剧的发生?

吴寅圭:我们需要做的,是构建一个对病毒更敏感、更具有认知力的人际文化和社会架构。对韩国而言,我们必须加强团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人主义元素,保障个人卫生。如果一个人不想分享香烟、食物及饮品,他的选择和意愿必须受到尊重。我们同时也需要停止一切野生动物的交易,无论是基于宠物还是食物用途。人类需要与野生动物的生态圈保持距离。

此外,我们也应该尽量规避大规模的公众聚集。这亦包括将人进一步分散到各个城市和组织。当下韩国人口密度高度集中的情况,必须得到缓和。从政策而言,我们需要对超大型都市的规模施以限制,否则我们将无法应对致命病毒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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