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受限的世卫组织 病毒再致命也止不住霸权的野蛮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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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此刻于欧美国家不停蔓延,但地缘冲突并未因病毒的侵袭暂缓,部分国家仍旧未以民生防疫为优先,不忘拓展政治利益。值此时刻,更应反思霸权主义与资本体制的缺陷,以及发现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正是此类冲突下的受害者。2020年3月19日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特意撰文《长期削弱WHO,西方该反省了》,声讨欧美基于私心不愿强化世卫组织的功能与提供会费,便是对霸权主义的沉重控诉。

中国代表施思明(右)与巴西代表苏札协力倡议成立世界卫生组织。(Facebook@世界卫生组织)

看似主管全球卫生工作的世卫组织,强权角力的痕迹始终贯穿于其诞生经过与职权范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尽管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UNICEF)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负责处理战后的医药卫生与食品配送等事务,但建立专职的全球性卫生组织显然不在联合国高层的脑海内,成效不彰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LNHO)与职能有限的国际公共卫生局(OIHP)也都无法满足战后所需。因此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时,中国代表团里的施思明(1908─1998年)与巴西代表团的苏札(Geraldo Horácio de Paula Souza)商议,由中巴代表团联袂提案呼吁联合国举行会议,商讨设立新国际卫生组织的事宜,而该组织便是日后的世界卫生组织。

不过世卫组织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施思明在向曾供职于国联卫生组织的波兰医师拉西曼(Ludwik Witold Rajchman,1881─1965年)征询时,就从拉西曼坚持世卫总部得设于巴黎以免遭美国控制的意见中,感受到欧洲对美国兴起的抵触。接着1946年6月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召开后,竟因美苏阵营的矛盾、以及美国不愿泛美卫生组织(PAHO)从属于世卫组织之下,导致世卫组织《组织法》迟迟不能被各会员国批准。直到1947年9月埃及苏伊士运河区爆发霍乱后,才让利益受损的欧美各国暂时齐心扑灭疫情,并于1948年纷纷通过《组织法》,令世卫组织得以成立。

冷战冲突不仅影响世卫组织的诞生,连国际卫生大会与1948年世卫组织对健康所下的定义“在躯体、精神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也成了美苏双方攻防的重点。马凯硕在文章里抨击世卫过度注重生物医学而非社会医学,其实正是因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使然。对构思健康定义的施思明、与后来成为首任世卫总干事的加拿大精神病理学家的奇泽姆(Brock Chisholm,1896─1971年)而言,改善人民所处的社会是消除疾病的根本方法,另名创始者南斯拉夫籍的安德里亚(Andrija Štampar,1888─1958年)也声称世卫组织该聚焦四项原则“社会与经济安全,教育,营养与住房”,显见渠等欲釜底抽薪根除贫病的淑世理想。

奇泽姆(左)曾受保守派诋毁为共产主义者,右为联合国首任秘书长特里格韦(Trygve Halvdan Lie),双方于1948年签署协定。(联合国)

然而欧美国家认定这根本是社会主义的翻版,因此坚决从生物医学的角度防治疫病,更坚持世卫组织仅能从事“技术性”的工作。力图甩脱冷战阴影的奇泽姆也因这份理念,遭保守派辱骂为共产党与危险份子,也导致世卫组织的起步颇受刁难。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美苏双方拥有截然不同的公卫体系,欧美资本阵营习惯注重医药科技的研发、以及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则注重覆盖率广的医疗项目,这使得双方代表在世卫组织里一开始简直不能共存。

1949年,苏联因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与扣留输往东欧的医疗物资感到十分愤慨,于是率领东欧国家相继退出世卫组织,波兰甚至批评世卫组织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防止全球公卫出现破口以及世卫财政拮据,奇泽姆顶住压力,称世卫章程里并未规定会员可退出,故认为苏联等国只是“不积极”(Inactive)而非退出。这份余地果然让苏联与东欧国家于1958年重返世卫,但双方在世卫组织里抢夺公卫与体制优势话语权的斗争始终没停歇。美国支持的消灭疟疾计划与苏联关切的天花防治计划,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可惜的是,随着冷战终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解体,令资本主义阵营得以主导世卫组织的方向,美国自1954年起就想削减世卫会费与功能的心思终告得逞,造成世卫组织在面临诸多传染病时总有心无力,却又得承担应变不足与官僚主义的骂名,部分更激进的人士,甚至希望WHO只要在标准化食品与医药规范、疾病命名等事务上发挥功能即可,不需对各国公卫政策提供太多意见。

因此,弱化的世卫组织在这回新冠肺炎疫情里艰难地努力防治,但发出的呼吁不是遭忽视就是被质疑。且被强权摈斥的联合国,也无力阻止美国继续干预中东与制裁伊朗,或是派遣军舰前往南海示威,法国、英国甚至在疫情加重的情势下仍加派士兵前往非洲萨赫勒地区,以及加快介入利比亚。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号称社会福利完善、却在3月14日放弃筛检轻症者的瑞典,竟于3月16日宣示将向议会提案,派遣最多150人的部队参与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显然,在这些老牌强权眼中,远方的殖民利益远大过内部的人民安危。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指责美国在疫情严峻之时,仍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AP)

在欧美国家与资本阵营把持话语权的形势下,当前大众罕能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第三世界的受宰制与不平等处境,更没发现握有军事与资本优势的国家此时更抓紧机会剥削弱国与穷国,因为前者绝对比后者更能承担疫情造成的人命与财政成本(即便后者在霸权压力下形成防疫破口,但欧美面对反冲回自身的疫情仍拥有更多资源能应付),辛辣地呈现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间的人权有别。故倘使未能以强化联合国与世卫组织等多边体系的方式来纠偏,替发展中国家争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机会,那么每一次大规模疫病、饥荒或贫困的流行,都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相试炼场,霸权国家将更难被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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