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疫情:割裂的阶级 危险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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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伊朗便是举世关切的热点之一。累计至今,已有超过4万例确诊、2,700多例死亡,死亡人数仅次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美国,高居世界第五,更有包含副总统、部长与军事将领在内多人感染、离世。

伊朗现下病逝虽有趋缓,死亡人数却仍高居全球第五。图为德黑兰的药房。(AP)

综观伊朗的疫情经过,其既错失早期预警机会,导致病毒传入十多个邻近国家,也缺乏足够的医疗资源,致使这场疫战一度艰辛。而在这段过程中,伊朗社会特有的分歧也暴露无遗,虽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人人用以应付疫情的社会资源却不可能相同;选择使用的话语及立场,更是受其所处阶级影响。

病毒就像午夜雷鸣,在无数轰隆间,藉那爆闪雷光,照见伊朗的两大阶级鸿沟。

一切始于圣城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妇女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医生查问旅游史后,其表示自己刚从伊朗归国。无独有偶,中东多国也在此后接连出现确诊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报世卫,接着是与中东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宣布失守。而在上述国家的通报案例中,几乎所有患者都与该加拿大妇女有一共同点,那就是都曾去过伊朗。

反观伊朗当局,其虽于2月19日才宣布发现2起确诊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国传染规模观之,伊朗国内或许早就迈入大规模传染阶段。而细察政府公布的首2起确诊案例,恰有一共通点:这两人全都来自什叶派圣城库姆(Qom)。虽说病毒传入库姆的初始途径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消息前,疫情显然已在当地扩散,更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载体,将病毒带回故乡。

然而,即便情势加剧,逼使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兰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聚礼(Jummah),其却始终不对诸圣城下手,就连面对扩散之源的库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圣人数。直到3月16日,全国已出现1万4,991例确诊,853人丧命,政府这才下令封锁库姆与马什哈德(Mashhad)的圣陵与清真寺,严禁朝圣,却已错过黄金封锁时间。而政府反应之所以会慢半拍,主因还是在于不敢得罪国内保守的底层群众。

伊朗疫情始于什叶派圣城库姆。图为尚未封寺前,卫生人员替库姆圣墓消毒之景,旁仍依稀可见前来朝圣的人民。(AP)

保守的底层群众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群众”(mostazafan)受到解放。共和国政府进而在八十年代力推福利计划与社会政策,扩大了社会支出与连接城市及边陲的基础设施,更普及中等教育,让伊朗的国民识字率上升到了98%。然而伴随石油带来的经济增长,伊朗的不平等程度开始加剧,加上美国日渐收紧的经济制裁力道,遂导致低收入家庭、工人、年轻学生、蜗居城市郊区者、卡车司机与教师被推到了光谱中的相对低端,成了社会底层。

而或许正因底层人民渴求的分配正义难以实现,故其往往都是宗教场域里的保守派,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礼拜与朝圣。每到周五聚礼时,其通常会至小区清真寺听伊玛目宣讲,宣讲内容不仅包含宗教教义,也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充斥着“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宣传口号。故而在底层人民的生活中,社区清真寺不仅是信仰依托,更是构筑世界观的重要场域。

就其信仰光谱观之,底层人民本应是神权政府的捍卫者;但随伊朗近年经济急速崩坏,其也开始站到政权对立面:2017年是因鸡蛋涨价而暴动,2019年则为油价调涨而上街,后者更招致共和国建政以来最血腥镇压。然而政府也深知经济沉疴短期难救,且恐怕还要继续恶化,故只能寄希望于清真寺系统,让其尽可能宣扬反美叙事,疏导底层人民的怨怼。但没想到会在半路杀出疫情这个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锁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Imam Reza Shrine)、库姆的法蒂玛圣陵(Fatima Masumeh Shrine)后,底层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众包围清真寺,更不顾安全部队围阻,突破人墙、强闯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强撤出。在这场疫情下,底层人民缺乏足够的医疗资源,性命相对脆弱,却因自身所处阶级,而坚持维系在清真寺集体礼拜的习惯,并再度与政府爆发冲突,为疫情防控埋下不稳因素。

被消毒的伊朗圣陵。(AP)

世俗化的中产精英

而在底层之上的,便是相对养尊处优的中产精英。

革命四十年来,除了某些富商外,还有两群人自共和国的经济成长中获益,一是革命卫队,二是技术官僚。革命卫队听上去是军事机构,实则为伊朗的经济巨擘,其藉经营公司来垄断大型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并控制港口与边界,管理进入伊朗的货物;技术官僚则透过自身专业,发展裙带关系与恩庇政治体系,影响力遍及各界。

革命卫队是伊朗的经济要角。图为指挥官苏莱曼尼遇刺后,人民群聚纪念之景。(AP)

这些精英的子女虽未必会走父母的老路,却始终是富裕中产世界的成员,其中包括:房地产商、银行家、工程师、医生、知识分子、文化名流、演艺界人士等。这些中产精英大多过着十分现代化、世俗化的生活,其至清真寺往往是为拍美照上传社群媒体,而非作礼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术馆、图书馆、电影院、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家中也装有卫星电视,能收看海外伊朗人建立的电视频道,甚至还会私下酿酒买酒。

此般生活方式,体现了伊朗现代性的吊诡之处,即伊斯兰革命以来,由于中产阶级崛起,反令社会整体世俗化得更厉害。而在这些菁英中,除了革命卫队因职业之故,带有强烈的反民主倾向外,多数人都持亲改革派、甚至反神权政府的立场。其一来对政府的反美、反帝叙事深觉厌烦,二来为革命后逝去的诸多自由感到惋惜,故而在2009年由中产阶级发动的伊朗绿色运动(Iranian Green Movement)中,其核心要求与希冀温饱的底层人民截然不同,这些人要的并非和稳的鸡蛋价格,而是自由民主。

而在此次疫情中,中产阶级也用自己的方式,展演出反政府的力道。例如当伊朗宣布德黑兰等大城的学校停课后,某些大学生便开始规划外出旅游的行程,目的地甚至包括此次重灾区马什哈德,全然不顾政府的防疫呼吁;而面对尽数取消的艺文活动、封闭的咖啡馆与水烟店,其同样愤愤不平。但中产菁英与底层人民不同之处在于,其身处都市而非传统社区,也较有机会接触、甚至调动高级医疗资源,而非仰赖小药房。

虽说同为伊朗人,但这两大阶级在面对疫情与病毒时,注定无法使用平等的话语及资源。

疫战下的伊朗共和国政府

另一方面,伊朗疫情之所以会在早期失控,政府也是难辞其咎。其一来不敢得罪底层人民,封闭圣城清真寺,故而耽误了阻断感染源的时机;二来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国会大选,政府为获取足够支撑政权合法性的投票率,遂屡对民众保证伊朗境内绝无疫情,甚至说出“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生素就行”、“所谓新冠疫情,不过就是西方要让伊朗恐慌的人造阴谋”这种话,更嘲讽武汉封城是一战前的老方法。

然而疫情爆发后,虽说伊朗的医疗水平在中东名列前茅,但其长年受美制裁,导致药品与医疗器材严重不足,实在难以负荷忽然来势汹汹的确诊数与死亡率,故而最后只能师法中国,下令严格封城,并且全城消毒;而在临床收治上,其也借鉴中国经验,开始兴建伊朗版火神山医院,以求妥善分配医疗资源。

3月25日,中伊双方代表出席中国政府援助伊朗医疗物资交接仪式。伊朗借鉴不少中国的抗疫经验。(新华社)

如此举措下,即便伊朗的每日确诊与死亡人数仍稳定上升,但其趋势明显较后发的欧美国家和缓。其能在美国制裁下维持此般态势,除得益于革命后建立的医疗保健体系外,也与伊朗政权在执行封锁上的强制力道有关。但这场疫情仍暴露了共和国政府的些许隐忧。

在过去的伊朗社会,反美曾是最大公约数;然而综观今日伊朗的两大阶级,政府不受中产精英喜爱,又无法兼顾底层人民的经济需求,其正当性基础已被蚕食。而面对此次病毒攻势,政府在宣传上,仍习惯以反美、反帝口号维稳,例如控诉新冠疫情是美国针对伊朗刻意挑起的生化战等。此举虽能略微动员民族主义叙事慰藉底层人民,却也将无可避免地激怒中产阶级。

疫情总会过去,但病毒真正扮演的政治角色,却仍扑朔迷离。这场疫情最终究竟会像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遇刺般,力促伊朗团结;抑或像革命卫队误击客机般,激发更大民怨,现下仍是未知数。此刻的共和国政权,正在菁英的峭壁与底层的悬崖间独行,其同民意与疫情的较劲,仍要些许时日才能见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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