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全球“战疫” 各国拿什么来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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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灾难降临时,人们总是会回顾一些关于灾难的预言。由于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国各大视频平台在2020农历新年期间热播美国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世纪战疫》,中国译作《传染病》,影片讲的是由蝙蝠携带的病毒经过养猪场的传播和变异,从中国香港蔓延至美国,引起全球传染病大流行的故事。影片中,疫情在美国迅速失控,政府防控黑幕重重,恐慌情绪致使秩序混乱、科研进程遭到掣肘,人性的弱点成为比病毒更具破坏力的武器。而影片外,从2月下旬开始,更多让人不寒而栗的荒谬情节,在全球各国的“战疫”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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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成为疫情“中心”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一只蝴蝶在南美洲的巴西扇动了几下翅膀,居然可能让位于北美洲的美国刮起一场灾害性的龙卷风。时下全球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精确且现实地诠释了这一点。因为任谁也不会想到,从中国湖北武汉疫情爆发到全球拉响警报,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而且美国、意大利的确诊病例,已经远超过中国,成为疫情重灾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显然已经不是主战场。2月下旬开始,从震惊世界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到韩国、意大利、伊朗的局部爆发,尤其是欧洲、美国等地疫情出现爆发式增长,使得整个世界进入了疫情防控紧张期,中国亦随之采取了封关等做法,以防止境外输入病例。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定义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这也是首个冠状病毒传播引发的全球大流行,标志疫情到了第三个重要节点。

截至3月30日,全球累计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2万例,死亡超过34,000例,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突破64万例,死亡超过30,000例。其中,美国确诊人数已超过14万,居世界第一;意大利确诊人数逾10万,病死率超过11%,为全球最高;作为疫情最先爆发的中国,已基本平稳,多数新增病例为境外输入,累计82,463例;西班牙确诊人数已超过了8万,预计很快将超过中国,病死率亦高达8.5%;此外,德国、法国、伊朗、英国、瑞士、荷兰等,确诊人数亦居高不下,还在持续爆发和增长中。(见图) 令外界更为震惊的是欧洲居高不下的病死率。截至3月29日,欧盟(EU)国家整体病死率超过6.5%,明显高于中国的4.01%,甚至超过了湖北的4.69%,全社会感染率是中国的12倍,全社会病死率是中国的19倍。意大利的病死率达到湖北的2倍(10.77%),其中伦巴第大区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死亡人数的总和。另外,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病死率紧随意大利之后,西班牙(7.87%)、荷兰(6.54%)、法国(6.15%)、英国(5.96%)的病死率都超过了湖北。

以上所提到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随着疫情的发展还将不断变化,海外多数地区还未看到疫情拐点,美国病例增长速度超过了爆发期的欧盟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的日新增病例均持续在千人以上,是否能很快出现减速还难下结论。

美国疫情增长迅速,海军的医院船已经进驻纽约。(AP)

在电影《世纪战疫》(Contagion)中,全球大流行的病毒最终造成了数以千万的患者丧命,这虽然只是一个虚构故事,但是不该忘记人类离流行病的灾难其实从来都不遥远。今次新冠肺炎最终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防控措施能否收效。过去一段时间,各国防疫措施的种种乱象和漏洞,让这场疫情的走向难以预知。在中国,疫情暴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诸多短板之后,疫情下的世界各国又何尝不是呢?

政府态度决定行动力

各国防控疫情的措施虽然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即入境限制、加大检测能力、隔离和追踪已有病例及接触者、减少大型活动、保障医疗系统运行和物资供应,同时加强民众卫生防护意识。这些是各国都离不开的抗疫步骤,只不过每个国家和地区对实施这些措施的时间点不同、力度不同,背后的政策逻辑也不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行动能够奏效的前提,都需要建立在政府正确判断形势,摆正态度的基础上。

回顾各国面对疫情时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的几种错误心态拖累了疫情的防控。

第一是轻视疫情。这点在欧洲体现得最为典型。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在疫情爆发之前,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等大型活动如期举行,除了入境限制之外防控措施明显不足。疫情爆发之后,封城措施节节升级,但已经无法控制快速扩散的疫情,因为民众的恐慌情绪突然上升,防控措施遭到掣肘。法国、德国、英国等国也是如此。意大利疫情爆发后,3,000名意大利球迷照常到法国观看欧洲冠军足球联赛(UCL)比赛,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3月初还坚持举行地方选举,西班牙马德里照常举行35万人参与的“三月八日大游行”,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采取“增加社交距离”的防控建议。即便是实施“封国”的意大利,最初也未能真正地落到实处,重灾区米兰的公交车依旧在运行,社会上大量民众不佩戴口罩外出。正因此,欧洲国家普遍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最佳窗口,意大利甚至被称为“欧洲的湖北”。

东京奥运会已经宣布延期,这在奥运史上是第一次。(AP)

第二是被政治和国家形象的“心魔”所困。对疫情防控最具矛盾心理的是2020年奥运会(Olympic Games)主办国日本。日本经济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后,特别希望利用这次奥运会重振国威和国运,更何况承办奥运会涉及大量投资,据估算日本政府自2013年起已为承办东京奥运会累计投入250亿美元。日本《新闻周刊》早前报道,东京奥运会的日本国内赞助商签约金额超过30亿美元,日本航空花费2亿美元开设廉价航空,东京大仓酒店投入10亿美元重新装修……若无法顺利举办,哪怕只是延期,也是一大笔亏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表态“不会推迟或取消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已经可见其政治挂帅的趋势,此后东京奥组委一再坚持表示奥运会如期举办。正是这个“心魔”作怪,使得日本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犹豫不决。日本对“钻石公主”号邮轮采取停靠隔离的形式,显然是不希望受感染乘客下船之后成为日本本土的“确诊病例”,最终因为船上隔离措施不足而造成700多人感染。日本国会、厚生省官员态度扭捏,在宣布紧急状态、加大检测力度的问题上步伐缓慢。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防控态度则是完全取决于2020美国大选。疫情初期,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味强调美国防控做得好,极力淡化疫情的严重性,甚至称病毒是民主党和媒体的“新骗局”(New Hoax),称世卫组织估测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虚假数据”,把重点放在减少负面影响的公关层面,以免影响选情。直到美国股票市场暴跌多次触发熔断,市场发出经济危机的信号,特朗普才意识到疫情防控不力或对选情造成致命伤害。于是,白宫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出“15天减缓疫情”的行动计划,对欧洲实施停飞政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其高调处理姿态和初期形成巨大反差。这一切昭示,选举才是对美国政府下达的最大命令。

2月下旬,疫情之初的伊朗正值国会选举,执政当局也被质疑因选举考量和“维稳”而隐瞒了疫情的真实情况。在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疫情也被作为政治斗争中可以操纵的话题,然而这些对防控政策的效率本身是不利的。

第三是政府“不战而败”,为防控不力找借口。已经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早期提出了“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概念,颇有利用科学概念为政府的不作为找理由的嫌疑,自然引起外界愤慨。“群体免疫”的结果是在极端状况下,大部分人感染疫情后可能产生的最终结果,而这背后蕴藏着可怕的生命代价。法国、德国也有类似说法,只是更为隐晦。

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群体免疫”的概念后,自己也受到了感染。(新华社)

约翰逊讲出“群体免疫”这番话,是建立在“疫情不可能被迅速控制”的逻辑基础上,实属荒唐,其本身就值得对政府治理能力深剖反思。再者,严厉的防控措施代价固然沉重,但和民众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退一万步讲,欧洲疫情整体升级之后,各国纷纷将警告级别提到最高,采取罕见严厉措施,默克尔(Angela Merkel)承认出台一些改变人们生活的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再看“群体免疫”的说法,更像是政府束手无策的无奈和狡辩。

除此之外,美国白宫枪口对外,指责中国在分享疫情信息上令人失望,又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英国副首席医疗官哈里斯(Jenny Harries)表示“如果过早采取干预措施,一段时间内人们实际上会不遵守规定”;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辩称政府向公众提出的防疫指引被忽略。这些看似合理的原因,实际上凸显了政府的无能为力。

反观韩国,虽因“新天地教会”的影响拖累防控,但疫情在大邱和庆北爆发后,韩国国会迅速通过对《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检疫法》、《医疗法》的“新冠三法”修订,总统文在寅宣布政府进入“24小时戒备状态”,立即通过11.7万亿韩元的补充预算。韩国还是最早大批量允许民间企业生产病毒检测试剂的国家之一,为后来的检测优势奠定基础。文在寅于2月下旬在大邱市召开会议,慰问群众,多次出面解释防控措施。3月15日,韩国已将单日新增病例控制在100人以下。疫情缓和后,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Gallup)公布的文在寅支持率一度高达49%,比年初有很大提升,这说明政府的抗疫措施得到了民众的肯定。

医疗系统的弊病暴露

和中国的情况类似,海外也出现医疗人员、救护车和病床不足的情况,而医疗挤兑对于疫情是最危险的。外界最先担忧的是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例如伊朗的疫情爆发。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伊朗2015年的每千人医生数仅为1.1,床位数为1.5,且长期受到美国经济制裁,药品和医疗器材的进口大受影响,医疗资源较发达国家有很大劣势。然而,伊朗疫情虽仍严重,通过迅速建立方舱医院、医疗小组上门排查,以及借助中国的医疗援助,治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意大利的死亡率全球最高,图为当地教堂为逝者棺木祈福。(AP)

让外界真正吃惊的,反而是医疗资源充足的发达国家在疫情下人员短缺、物资不足和医疗挤兑的情况之多、程度之严重。意大利有2,000余名医疗人员感染,人员短缺不得不通过护士学校学生提前毕业、退休员工返聘等方法弥补,专家甚至建议给重症监护室(ICU)设置年龄上限,选择给更有希望存活的患者上呼吸机。法国瓦兹(Oise)的一间医院面对疫情爆发,只有3人回复每日上千通咨询电话。德国媒体预计,到5月14日德国将耗尽所有ICU床位。西班牙的卫生部门预计将再需要1,000张ICU病床,以至于不得不对普通病床进行改造。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谁也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况且法、意、德等欧洲国家具有覆蓋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长年被公认为是医疗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可即便如此,弊端仍然存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在医疗资源上的投入并不明显。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意大利在2008年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为4.2,2009年突然跌至3.8,直到2017年也没能回到以前的水准。同样,美国、法国在2016年录得的数据,也没有达到金融危机前的高峰。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从2008年到2018年,每千人病床数均有下滑。

这背后是各国在公共卫生上的投入降速。意大利卫生部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3年间,意大利医疗系统有20%的急救中心因设备老化、医护人员短缺被迫关闭。2015年,政府再次大幅度削减医疗财政预算,造成了医疗系统28%的急救中心无法正常运转。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2009年之后,美欧国家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增速普遍下滑。根据经合组织和世卫组织2017年的报告,OECD国家人均卫生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09年到2016年之间普遍较此前的六年有明显下滑,意大利还出现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国家医疗体系效率低、医疗人员短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老龄化压力下岌岌可危。很多患者习惯了等待甚至放弃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欧洲医疗系统发生的种种乱象。马克龙在视察医院时,一位一线医生对他表示,“当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需要帮助时,很多人都被打动了。现在,我们也需要拯救公立医院。”这句话值得更多欧洲国家警醒。

与欧洲形成反差的是,作为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达国家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理念下,由药厂和保险公司主导的医疗体系,彻底暴露了另一类短板。即便美国联邦政府将新冠病毒检测纳入医疗保险,积极和私营部门合作,但是仍然有民众存在就医困难。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11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2018年有2,750万美国公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意味着即便检测免费,部分民众仍得负担挂号、诊疗和住院费用,即便有医保也无法免去相关费用的自付部分。

新冠肺炎检测困难的问题暴露了医疗系统的诸多弊病。图为德国慕尼黑的检测站。(AP)

应急物资和检测工具的生产和输送,在美国企业主导的医疗系统下也遭遇难题。特朗普指挥纽约等州自行采购物资,结果令医疗物资价格飞涨,一只N95口罩的价格已从0.85美元涨到7美元。检测工具也始终难以跟上需求,美国和欧洲还发生了新冠病毒检测治疗相关企业在疫情下遭知识产权投诉的问题。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建议联邦政府国有化医疗物资采购,不正因私营医疗体系难以应付疫情的需要吗?同样,世界各地出现的医疗物资缺口,也暴露了各国医疗系统的弊端。作为防疫最前线,医疗系统如何能提高承压能力,应急预案是否需要改革等,都是急迫的拷问。

治理硬件的落后

撇开政治考虑,信息披露上的不透明、病例追踪上的不力等问题,暴露出国家治理硬件上的短板。美国疾控中心(CDC)从3月2日开始不再披露被检测的人数,声称还在开发能统计各州数据的系统。对此,一部分舆论狠批美国“刻意瞒报”,另一部分评论则认为这只是美国CDC下放检测权力的结果,也是联邦制的体现。即便后者说法属实,那为什么美国的国家级防控机关竟然不能及时全面掌握各州的检测数据?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这种数据系统的技术应该不存在困难,美国政府机构为何还未开发?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追踪确诊和疑似病例的过程中。比如美国“至尊公主”号邮轮在疫情发生之后,第一批乘客共2,500人没有经过任何检测就下了船,卫生部门表示会联系这些乘客,但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已经出现症状、正在进行自我隔离的乘客则表示没有任何人联系过她,这是官员的渎职还是对信息掌握不足?美国CDC要求航空公司提供乘客信息,然而美国航空运输协会(ATA)称航空公司并没有能力迅速建立一个追踪系统,调整重建需要一年的时间。为此,美国政府和航空公司相互推诿,这是法律的限制,还是技术过时、或是程序掣肘?《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国家之间,欧盟公民和非欧盟公民都可自由往来,疫情以指数级上涨后,各国不得不开始进行边境管制,但为何人员往来的信息始终无法共享和追踪?

美国“至尊公主”号邮轮的疫情暴露了政府追踪能力的问题。(新华社)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能够极大利用现代科技优势的国家是韩国和新加坡。新加坡卫生部门对每一个聚集性病例场所进行的详细的传播链条分析和披露的方式,和韩国开发各种创新的检测手段,后来也被美国效仿。这次疫情提醒各国,政府的职能必须随着数字时代的进步而变化,否则无法处理新形势下社会面临的真实挑战。

社区防控需要“胆大心细”

一旦疫情出现,任何国家都难保病毒完全不在社区内传播,要保障医疗系统不发生挤兑,社区的防控措施必不可少。在这个环节上,各国的措施千差万别,封关、封城、封锁的力度和范围,学校、企业、商场、社会福利场所是否关闭,宣布关闭后如何落实,娱乐、体育和其他大型活动是否取消,西方还存在游行示威是否受到影响的诸多问题,涉及到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复杂。

这是要求政府最为“胆大心细”的一环,“胆大”是在采取必要措施时要有判断力和魄力,“心细”是要有周密且令国民能够接受的安排。放眼世界并没有几个国家同时做到了这些。

如欧洲国家普遍以人权或自由为名,先入为主地反对封城和封锁,又在《申根协议》的制约下反对封关,直到疫情难以控制才亡羊补牢。再如美国最初考虑更多的是封锁隔离措施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特朗普一度称美国无须任何封锁,结果疫情冲击了经济。在冲破意识形态、政治争议以及经济顾虑的魄力方面,日本北海道的地区政府做出了表率。北海道在2月底就率先喊出“中小学校应当立即停课”,又在没有《感染症法》依据的情况下宣布紧急状态,倒逼中央政府构建援助机制。做出这样的决断必然面临反对的声音,但是不失为负责任的体现。

日本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在疫情期间展现出了地方政府的政治魄力。(AP)

没有“心细”的防控安排也极大拖累了防疫。比如意大利的“三封”措施,每一层都出现了漏洞。先是封关时漏掉了一部分转机来到意大利、曾有中国旅行史的乘客,而后封城时因对“特殊情况”豁免的规定不够严谨,让大量北部封城的“红区”人出逃南方,还有宣布封锁监狱暂停家属探视后,又发生27座监狱暴动,让防控陷入混乱。

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疏漏最少。新加坡为控制社区感染,在2月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安排了包括征用隔离场所、学校和公司的应急计划,及鼓励就诊的医疗津贴和减少聚集活动的具体规定。韩国的疫情基本受控,则离不开大邱、庆尚北道采取的“最大限度的措施”,对聚集性病例爆发地果断封楼,对福利设施实施区域隔离,当地的公务员直接负责具体的隔离对象,防疫部门还通过查询手机GPS定位信息、信用卡消费记录、闭路电视监控录像等多种手段进行流行病调查,在控制疫情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当地社会稳定。

如何疏导社会情绪

要承认的是,控制疫情不可能只依靠政府的措施,而是需要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最大程度地给予配合。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各国面临的民意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可能“一刀切”地应对。在疏导民众情绪、确保防控得到民众配合的方面更是这样。

面对种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和阴谋论,民众的反应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疫情爆发后,中、日、韩三国不约而同表现出隐忍克制的民众性格,整体上对隔离封锁措施配合得很自觉,特别是“怕麻烦别人”的日本国民对政府轻症患者居家隔离、不建议进行大规模检测的策略相当支持。全球各地最先开始提高警惕、佩戴口罩、自我隔离和囤积物资的,基本是海外华人,而当地民众即便在疫情爆发之后,也一度认为新闻媒体夸张渲染了疫情的严重性。法国巴黎在3月中旬仍然有大量民众聚集郊游、英国伦敦地铁站还是挤得水泄不通,乘客并没戴口罩,首相约翰逊的父亲甚至在电视节目中称“自己该去酒吧还是会去”,因为“酒吧经营者也需要些人气”。这种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也解释了欧洲民众对防控措施的不满。

世卫组织认为,李显龙的定期讲话对缓和民众情绪有正面作用。(AFP)

民众的重视程度是民族文化和性格使然,可回顾疫情之初一些国家政府和医疗专家的说法,非但没有提高公众的警惕,反而极力降调让民众放松警愓。如特朗普曾表示自己“毫不担心”;意大利伦巴第大区主席曾称,疫情不幸去世的都是老人和本身有基础病的人;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曾表示“每天都有人因为感冒、流感而死”,给疫情降调。这些言论并不能真正消除恐慌,反而会在疫情蔓延时让民众措手不及。这也是造成美国疫情扩散后民众对政府防控信心骤降的原因。只有足够透明的疫情数据和符合科学的个人卫生建议,才能引导民众积极有效地配合疫情防控。

当然,极端的恐慌心理也很可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告诉民众“恐惧比病毒更具杀伤力”,因为民众恐慌引起社会经济和秩序的混乱,对国家来说可能是致命打击。全球发生疫情的地区,几乎无不出现对口罩、消毒用品,甚至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抢购潮,可见任何民众在封城隔离的措施下,都有对基本生活保障的担忧。这方面,政府“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加重要。新加坡之所以很快缓解了抢购口罩的现象,是因为2月底由政府采购500万个口罩派送到所有居民家中,起到了安抚作用。

对于其他生活物资的保障也是如此,当抢购潮过后人们看到超市货架被重新填满,囤货现象自然就会减少。比如美国政府和沃尔玛、亚马逊等零售企业协作,保障生活必需品和医用产品的供应,对美国的囤货现象也起到缓解作用。在这方面,欧美遇到的困难可能比中国更大。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枢纽,欧美国家的生活必需品很多都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包括口罩、手套等医疗物资,而疫情又让中国生产暂停,还影响到了全球航运,所以保证和恢复物资供应对欧美来说可能需要更久。

物资短缺是疫情下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图为中国向韩国捐赠的医疗物资。(新华社)

“中国方案”不是普世方案

回顾疫情在全球爆发的过程,中国湖北是全球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遗憾的是在疫情出现之初防控漏洞百出,官僚体系的弊端和应急机制的失灵都受到国内外的批评。此后,中国史无前例的封城管控以及诊疗方案,也曾被批不顾人权和自由,代价过于沉重。然而随着疫情蔓延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和中国类似的手段,加之世卫组织对中国防控的多次赞许,呼吁其他国家“学习借鉴”,中国内部以及国际舆论也出现了意外逆转。

在外界不得不对“中国方案”改变偏见、给予肯定的同时,中国网络也出现了不少对全球防控的抨击和指责,例如某国连“抄作业”都不会、网友看某国防控“干着急”等,舆论充满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感,仿佛是疫情之初海外用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论调卷土重来,只不过换成了相反的方向。

其实,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和国情条件、医疗资源、社会经济组织方式、传染病防控机制以及民众不同的文化和卫生习惯,决定了各国的防控决策本来就具有天然的限制。中国政府在疫情下启用强大的举国体制,采取封城隔离、限制出行和社区网格化管理,极致到限制每户出门采购的次数,这的确体现了中国的优势。不过,这份所谓的“作业”,是在特殊体制下的特殊做法,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也没办法“抄”这份作业。由于各国的优势和挑战都不一样,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抄作业”一说,只能用是否科学有效来衡量各国的防控。

不可否认,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给世界争取了宝贵时间,而很多国家的疫情恶化的确和防控不力有关。但是,“中国方案”并不是唯一值得借鉴的方案。新加坡采取措施的行动速度和技术型官僚体系的高效,韩国短时间内控制疫情局部爆发的有力措施,日本看似“佛系”的防控保证了医疗系统运转,德国在疫情扩散下死亡率只有0.2%……这些国家显然各自发挥了优势,很多策略对其他国家更具实际意义。

中国社区管控措施的力度对大多数国家来讲借鉴意义很小。图为中国武汉轨道交通上协管员。(新华社)

即便是欧洲普遍采取的“延缓”策略,如果是在疫情仍然存在窗口期、措施适当有效的情况下,也有其科学逻辑,不应该先入为主地予以否定。在这场疫情之下,全球都暴露了治理上的问题,现在并不是比长短、争高低或是讨论谁抄谁的“作业”的时候。正如此次防控中备受中国民众信任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所说,“我们前期的失误,其实是需要反思的。而我们后期的有效措施,别的国家也是学不来的,体制和国情不同,何况,这是场灾难。不管是嘲笑别国疫情蔓延,还是猛夸自己国家棒,其实都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

全球“现代化”的拷问

回顾全球“战疫”过程,各国有的贻误战机,也有的实行绥靖政策,世卫组织从2月初就开始呼吁各国抓住中国争取的疫情“窗口期”,但是最终疫情仍然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即便是各国国情不同,这个结果都无可避免地暴露了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缺陷及不足。

疫情的爆发揭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诸多不足,其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仍然严重。湖北地方官员不仅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且行动力和决策效率低下,让“人祸”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可是这些“人祸”,又在后来的全球防控中不断重演,对以上问题的反思,最终都能追溯到各国治理能力的缺失上。

同时,各国也应当拷问现有的治理体系是否足够面对未知的灾难。比如发达国家号称“完善”的紧急状况的立法是否能满足疫情的要求,所谓“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否禁得起重大卫生事件的考验,如何让治理跟上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脚步,各国如何改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赤字,国家机器能否摆脱政治斗争而科学有效的施政?所谓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真的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了吗?

在全球化不可逆的潮流面前,疫情也给全球治理提出了最新最急迫的问题。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最初引起多国相互推诿、欧盟国家缺乏疫情下的协调、世卫组织对疫情防控的无力和无奈,都值得质问。但是,一边是全球加强合作和协调的急迫需要,另一边则是中美就疫情防控打口水战,日韩就入境限制措施相互报复,欧洲运送医疗物资引发外交事件冲突等。

公海上飘荡的“疫情邮轮”迷茫和各国慌乱的形象,或许是我们今天遭遇的最好写照。在这个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掌握着积累多年的传染病知识和防控机制的人们,在灾难降临时仍然不知所措,需要更加科学的防疫手段和体系,乃至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这次疫情暴露的问题,堪为全球治理能力的赤字,但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在同一条船上的各国,有没有可能放下傲慢共同面对?

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上个世纪某时某刻宣告完成之后就可以一成不变,今天的各国都需要提高“现代化”的标准,对官僚的能力如此,对政治制度如此,对国家和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时代向前的车轮从未停止,与其让现实一次又一次地逼迫行动和反省,不如各国主动地认清真实的挑战,从科学严谨地防控疫情开始,用更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思维武装自己。

本文转自《多维CN》056期(2020年4月刊)封面故事《全球“战疫” 各国拿什么来武装自己》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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