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头落井下石 美国一面喊“人道主义”一面扩大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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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COVID-19)对全球人类的肆虐,仍没能阻止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挥舞制裁大棒,尤其值此自家人民也深受疫情威胁的险峻时刻,白宫仍有余力于2020年3月底继续扩大制裁范围,令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国无法取得必要的医疗物资与食品。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 Bermúdez)与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Carlos Miguel Pereira Hernández)相继痛斥美国的制裁,后者还自嘲道“凡事落到古巴头上总会变得无比艰难。即使是在大流行时期也不允许古巴人得以喘息”,显露对美国打压的无奈与不屈。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亦多次谴责美国举措,并于4月6日要求友好国家应向美国施压以解除对伊朗“残酷且单方面”的制裁。

古巴人民在美国的长年经济制裁下,缺乏足够的口罩与医疗物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AP)

经济制裁是美国惯用的打击手段,但起初用得并不顺手。当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年)崛起时,英国与欧陆诸国间的封锁与反封锁波及中立的美国,船只不停遭英法俘虏,海员更是被英国强征。彼时弱势的美国为了避免开战,遂于1807年12月通过《禁运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宣布禁止所有美国商船驶往外国港口,除非船主缴纳等同货物价值两倍的债券才准许贸易,且货物必须运往美国领土。

拟定法案的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原本以为此举能促使英法在缺少美国产品后会软化,没想到英国通过与其他殖民地的贸易弥补损失,拿破仑也藉由剥削意大利缓和压力。反倒是美国自身损失惨重,自1807年至1808年,出口额从1.08亿美元骤降至2243.1万美元,进口额则从1.385亿美元跌至5,699万美元,纽约有超过120家商行破产,全美数万名水手与工人失业,农产品价格也因无法外销而暴跌,连杰斐逊自己的庄园也因法案而负债2.5万美元,联邦政府更几无关税可抽。显然,美国推出的这项法案狠狠砸了自己一脚,遂不得不于1809年3月下令撤销。

杰斐逊推出的《禁运法案》造成美国社会严重损失,1808年遂出现一幅讽刺漫画,暗示正在安抚人民的杰斐逊(左二),其实是法国拿破仑(左一)派来危害美国利益的傀儡。(Library of Congress)

《禁运法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未认清自身的实力。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于《资本论》里形容道:“合众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大工业的产物,在它现在的形式上,它必须看作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因此美国亟欲摆脱这种附属地位。而《禁运法案》的唯一好处,便是刺激美国发展自己的工业。杰斐逊也说道:“我们的禁运法案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效果。它已使我们大家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

若没有发达自主的农工业,美国的经济命脉将会如同第三世界一样被强权掐紧,更无法推出有任何威吓性的制裁政策。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或1777─1804年)早在1791年就向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点明“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尽管美国自1790至1875年间对外贸易几乎都是逆差,但仍孜孜不矻地发展工业与拓展外贸,就是要在国际秩序里抢下足够的话语权,令各国既需要又忌惮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再重演1807年的窘境。

这项目标在一战后基本实现,在二战后又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议定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从此使美国不但可动用充沛的农工业资源制裁敌对国家,更能直接打击敌方的金融根本,实行更彻底的经济封锁。所以冷战时期,美国利用一连串国内法,以及敦促盟友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对苏联与其他共产国家采取禁运,这让美国对苏出口从1948年的2,700多万美元很快锐减至1952年的1.5万美元,苏联外贸亦因此处于极低水平。据统计,1988年苏联外贸仅占比全球外贸额5%左右,这既使苏联外汇奇缺,更严重阻滞经济与科技进步。

1944年同盟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决议以美元取代英镑做为国际货币,就此建立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AP)

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制裁大棒非但未收起,反而更肆无忌惮地朝各国挥去。1914年至1990年间,全球仅实施了116次经济制裁,单单美国就占了77次;接着美国又于1993年至1996年间片面出台61项新法案与行政命令实施制裁,若再计入美国各州单独推出的制裁法,这项制裁名单将会更长。且制裁理由愈加五花八门,举凡宗教、民主、劳工权益等等,全成了美国削弱对手的“正当理由”。

如为颠覆古巴政权的《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Libertad) Act of 1996)、为打击伊朗与利比亚“恐怖主义”的《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Iran and Libya Sanctions Act of 1996)。甚至连中国兴建三峡大坝,美国国会也要以“人权”与“环保”为由,于1996年禁止美国进出口银行替投资大坝工程的美商提供信贷担保。

最讽刺的是,引发2007年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竟以违反制裁禁令和助长次贷危机为由多次惩罚德意志银行,2016年美国司法部更开出14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纵使德国忿忿不平,但最后仍同意缴纳72亿美元。反观被指控欺诈的罪魁祸首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仅仅支付50亿美元而已。

这些制裁虽影响古巴等国的民生,但美国自己也蒙受相当损失,同时也没令“极权国家”们垮台。依据估算,1993年至1996年间,美国针对35个国家发动制裁,起码使美国损失了23亿消费者与7,9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对古巴的制裁也让多达61%的美国企业受损。不过美国依恃美元霸权,可将成本全转嫁到外国与底层人民身上,因此根本不惧这种两败俱伤的行径。

从美国的制裁变迁史,也能让世人看清几个现象:一,美国欲确保全球霸权的欲望,决不会因天灾或疫情有丝毫动摇,其“人道主义”的口号不过是种宣传。二,不管是发起制裁或应对制裁的一方,都必须有健全又自主的产业结构才能发挥效果,因此国小民贫或经济发展畸形的海地、南联盟在美国制裁下很快便无力招架。三,美元做为国际货币的风险,使得各国既要替美国经济埋单,又容易在制裁下被剥夺外贸主权。而这回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让这些矛盾更形激化,这实是各国在疫情结束后应费心改革的问题。同时,醉心美式体制的人们也应趁此机会认清,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语境下,受到跨境资本宰制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想要拥有真正的“人权”与“平等”无疑是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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