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来了 也门战火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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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曾是全球咖啡的贸易转运站,也曾拥有辉煌的王国历史,但这块半岛南境的丰饶之角始终难逃冲突诅咒。综观也门近代史,其内外战火不断,更因阿拉伯之春催化,在2015年爆发内战,战火延烧已有5载光景,如今沙特、伊朗等外部势力皆深陷其中,彼此对峙、互不相让,致使冲突难求解方。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在年初窜起,这番僵局看似出现了和缓的曙光。4月8日,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宣布,将从当地时间4月9日起在也门实行为期两周的单方面停火,以响应联合国对于停火缓和疫情的呼吁。多国联军更表示,停火期有可能会延长超过两周,以为内战各方对话创造条件,望能促使也门永久停火。

归根究柢,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虽是内战导火线,但真正能动员冲突的结构性因素,却远在年代与地域限制外。这背后既有历史铸下的南北情结,也与沙特伊朗的代理冲突息息相关。而如今疫情的意外出现,或可成为终结战火的天外一笔。

2015年的也门内战,是阿拉伯之春的间接产物。图中三位领导人皆因阿拉伯之春而失去权力,由左至右为也门总统萨利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埃及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三人如今皆已不在人世。(Reuters)

南北情结的根源

也门的南北情结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便已种下。1538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进攻也门,其表面看似攻城略地,实则遭遇不少部落抵制,难以深化治理举措,更因伤亡惨重引发帝国大臣喟叹:“也门就像帝国的军队消耗场,派去的军人宛如入水的盐,倏忽即化”。

果不其然,1604年宰德派(什叶派的一支)伊玛目卡西姆(Al-Mansur al-Qasim)举兵起事,最后成功带领北也门脱离奥斯曼统治,建立了宰德教长国(Zaidi Immamate),帝国此前耕耘可谓付诸流水;200年之后,南也门也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亚丁港而沦陷,成了英国的保护区。南北分治的格局从而定型。

1918年奥斯曼崩解,帝国各处皆迈入民族国家进程,由宰德派势力所领导北也门正式宣告独立,建立穆塔瓦基利亚王国(Mutawakkilite Kingdom);与此同时,南也门则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此后双方各自经历了政体变动,先是北部爆发王室与共和派内战,最后王国倾覆、共和代之;再是南部受苏联策动,开始了反英反殖的武装运动,虽说最后英国认赔杀出,但南也门也没能真正独立,只是换了个宗主,改做苏联的势力范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双方各自安顿好后,也门并未休养生息,反而在1972年迎来近代史上第一场南北内战。虽然在众阿拉伯国家调解下,内战迅速结束,双方签订了也统一协议,但南北显然皆无统一意愿,一来彼此的制度与生活型态差异甚大,二来双方领导人皆不愿因统一而丧失权力,于是这份协议便被束之高阁了28年。1990年5月22日,乘着苏联瓦解的飓风,民族主义叙事再起,南北也门宣布统一,也门阿拉伯共和国、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正自此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合为一体的也门共和国。

短暂的统一之梦

然而统一后浮现的种种问题,终将所有民族激情打回原形。首先是原南北政府的政治权力分配难以均等,北方夺得总统委员会主席(形同总统)、政府第一副总理之位,南也门则掌有总统委员会副主席、政府总理的推派权。两相比较,北方明显有较有政治发言权。

其次是经济与生活层面落差渐现。南也门本身蕴藏丰富石油,财政状况良好,在苏联时期是个福利国家,卫生与教育制度都相当齐全,人民过着相对现代化的生活,英语也较为普及;但北也门不论是身处王国时代或共和时期,产业都相对贫脊,且部落制盛行、官僚不彰,卫生教育程度较为低落。

以上种种,终令南也门在统一不久后萌发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明明身怀巨款,却被迫供养落后的北方蛮族,甚至还得在政治上对其俯首帖耳,不如过往独立岁月。结果1994年内战再起,期间南方曾短暂成立也门民主共和国,却在建国2个月后遭北方势力强行剿灭,重回一统局面。

但即便出师未捷,南方的独立星火始终不灭,更随时间发酵,成了今日内战的重要动员因素。2011年,掌权34年的也门强人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因阿拉伯之春而下台,仓促之间,只好由南也门出身的副总统哈迪(Abdrabbuh Mansur Hadi)宣布成立过渡性的民族团结政府。

也门内战起源于萨利赫与哈迪两阵营的权力争夺,图为萨利赫支持者高举其像之景。(Reuters)

然而此举打破了总统需出身北方的传统,遂使心有不甘的萨利赫与盘踞北部的胡塞武装组织勾结,占领总统府,软禁哈迪。哈迪随后逃返南部的亚丁,受到支持南方独立的武装势力拥戴,开始与萨利赫对峙。也门于是重回南北分治的局面。

各有盘算的外部势力

而除了南北情结外,外部势力也是也门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1962年北也门的王室与共和派爆发内战,前者有沙特支持,后者则找了埃及当靠山,双方鏖战多年,王室终在1970年投降;此外南也门于1970年社会主义化,也同样是苏联介入的产物。时至今日,外部势力仍左右着内战进行。

综观2015年以来的内战势力分布,则明晰可见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的角力。其中伊朗因与胡塞背后的宰德派同属什叶家庭,故会站在北也门一方,虽说2017年萨利赫与胡塞交恶,并在驳火过程中不幸丧命,但伊朗仍是胡塞武装的忠实盟友及靠山。

另一方面,为防堵什叶势力扩散,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海湾国选择了南方的哈迪政权,不仅将大使馆一同迁往亚丁,更在沙特领导下,共组多国联军参与也门内战,屡屡空袭胡塞武装组织,并在2017年哈迪与南方势力内哄后,庇护哈迪流亡至沙特。

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屡屡空袭胡塞武装组织,时常波及无辜平民。图为2015年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平民区后,居民抬起遇难者遗体之景,这波攻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45人受伤。(新华社)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伊朗与沙特既藉也门进行代理战争,便需承受冲突反嗜的代价。伊朗自从被美制裁后,经济一落千丈,民怨沸腾不已,在神权政府渐失话语权的当代,人民已不愿因输出革命而自苦,故对政府宁可忽视经济也要介入也门的举措多有批评。

另一方面,沙特在与伊朗对峙的同时,则要面临胡塞武装组织的报复。例如在2019年9月14日,忽有多架无人机空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引发大火,致使沙特每日原油减产500万桶,胡塞武装组织事后坦承犯案;同年的9月28日,胡塞武装组织又进攻沙特南部奈季兰省,俘虏上千名战斗人员,最后有赖红十字会交涉,胡塞才答应放回俘虏。

超现实的停火画面

上述成本对于伊朗与沙特来说,皆为不可忽视的隐忧。恰逢此次疫情,沙特宣布单方停火,除了避免疫情扩散外,更是想替自己找个台阶下,免得久陷泥淖显得难堪。而一旦沙特松手,胡塞的军事动员压力便小了许多,伊朗在此输出革命的力道也能稍微松缓。

其实除了也门外,中东其他冲突热点也因疫情肆虐,而意外出现和平曙光。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后内战多年,各大军阀皆不愿退让,却因病毒的凌厉攻势,而共同呼吁停火防疫;阿富汗的塔利班平日与政府军冲突不断,但在疫情爆发后,却摇身一变为防疫大队,不仅禁止控制区下的人民参与公共活动、至清真寺作礼拜,更挨家挨户派送蔬果,也开始向全国提供数量有限的试剂与药品。

在防堵阿富汗疫情中,塔利班出力颇多。图为塔利班于今年2月29日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之景。此举不仅意味着美国有意撤出中东,也象征其默许塔利班在阿富汗遂行部分统治。(AP)

上述场景,是许多和平研究者希冀已久的画面。停火二字,难就难在共识与默契;然而面对病毒肆虐,求生便是所有人类的共识,减少接触更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面对疫情猛烈的现实,所谓停火与和平,便不再是超现实主义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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