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追责中国】议世厅:索赔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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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2019-nCoV)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已经给各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而在流行病的严峻打击下,针对作为爆发地的中国是否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并对其他受害国家做出赔偿,已经引发了广泛争论。

主张向中国索赔的声音,大多将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隐瞒行为作为理由,同时,也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存在水分,从而影响了各国的判断和后续反应。在《War on the Rocks》网站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中国的隐瞒行为违反了对相关国际法的承诺,而疫情导致的严重后果会使中国面对数万亿美元的赔偿。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收到了大量的诉状,在3月份,至少有四起诉讼分别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发起,其中一起甚至搬出“生化武器论”,对武汉病毒所和中国军方提出了控告。4月份,印度国际司法委员会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申诉要求中国赔偿。此外,美国国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提出议案要求对中国政府进行调查,其中包含为病毒爆发“设计赔偿机制”的条文。

美国将防疫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只会损害自身的国家形象。(AP)

不过,要求中国赔偿的论调虽然来势汹汹,但在逻辑上未必站得住脚,而且也缺乏国际惯例的支撑,将中国描述为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唯一元凶,其实推卸了当事国政府在卫生治理上的责任,而从本质上看,更是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其中推波助澜。

向中国索赔的不合理性

在提出任何索赔的要求前,首先必须要有事实作为基础,认为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显然并没有确切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仍断定这是自然生成,因此没有理由让中国为一种自然灾难全盘买单。在国际惯例上,在传染病领域确立国家赔偿的原则并不现实,这是因为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具有跨国界传播潜力的致病威胁,比如,2009年引发大流行的H1N1病毒起源于北美,并没有任何国家进行认真的索赔。再如,今天困扰全世界的艾滋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均源自美国,但未曾听说有国家要求追责美国,更没有国家向美国政府索赔。

海外流行的主要索赔观点认为,中国政府的隐瞒行为导致了赔偿的义务,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也未必如此。《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并没有条款规定,违反条约并对他国造成损害将必须予以赔偿,尽管国际习惯法确信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有义务为其错误行为进行补偿,但在流行病爆发领域,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不管是在疫情通报问题上,还是在设置贸易和旅行限制问题上,国家的违背条约行为都没有受到严肃的追责,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默契。

此外,尽管中国地方一些官僚在疫情防范初期涉嫌隐瞒疫情真相,并错过了扼杀病毒的最佳时期,但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违背向国际社会发出通告的义务,而且通报非常及时。在世卫组织公布的抗击新冠肺炎行动时间线中,中国最早于2019年12月31日向其报告了武汉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同时,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也承认和中国CDC主任高福在1月3日通了电话,后者向白宫递交了报告。况且,世卫组织在疫情初期也给予了中国政府防治工作的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也都曾在中国疫情早期夸赞了中国在透明度上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在三月初,中国的累计确诊达到8万例,封城超过一个月时,美国的确诊还不到100例,美国完全清楚新冠疫情的危险性,并有时间去阻止其在美国的大爆发。不过,现在美国的累计病例已经超过了50万,足以说明特朗普政府应对的失策,白白浪费了中国以巨大代价为世界抗疫争取的宝贵时间窗口。所以,与其站不住脚地控诉中国,不如反思和检讨,为何在中国已经发出预警甚至采取封城措施那么久后,西方国家还重蹈中国初期的失误,甚至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这也反过来说明,向中国索赔的说法根本不合理,属于无稽之谈。

赔偿论的政治动机

现在的索赔主张,与其说是依法理追责,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动机进行运作。正如之前提到,特朗普从疫情初期对中国的称赞,逐渐转向了“中国病毒”的污名化运动,他指责中国的审查和非自由制度延误了对疫情的管控,使得全世界被拖下水。这种说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危机的处理失当完全转化为了某种政治模式的罪恶,使公众的注意力得以从特朗普政府的失职上转移。赔偿论也正在起到相同的作用,虽然其并不由特朗普政府提出,但是受到共和党议员的热心支持和运作。

将这种主张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视角下观察,之前所提到的不合理之处也就有了解释。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病爆发期间国家行为的主要考虑尚不是如何诉诸政治目标。在2003年“非典”爆发和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国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舆论和政治攻击,更没有像现在一样对某一国家提出经济索赔,因为当时的主要国家并不是通过地缘政治视角看待大流行。

不过,国际格局的变革使得大国博弈成为了当下世界的主基调,任何重要国际事件都不会摆脱这一基调的影响,作为这种国际背景下首次发生的严重全球性疫情,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自然会成为中美角力的一处重要战场。在有效地控制疫情之后,中国的官方叙事已经转向了对其“抗疫”经验和模式的赞扬,并拿来和外国,特别是美国的行动相对比。在这种宣传攻势下,特朗普政府自然不会坐视中国借疫情之机扩展其影响力,在美国疫情尚未有效控制和宣传危机下,抓住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失误做文章,转嫁自身应对疫情的失职责任,就成了有限的选择之一。

面对全球危机,各国同心携手合作,才是对抗病毒的正确选择。

中国怎样应对赔偿论

危机时期的信息缺乏引发了公众对各种来源消息的渴望,这为国家和组织歪曲事实和扭转叙事提供了方便,正如“西班牙大流感”并非起源西班牙一样。新冠肺炎的起源和爆发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广泛接受的解释,任何一方都可以按照一定逻辑组织起有利于自己的叙事,因此,在西方掌握舆论主导权的当下,向中国追责和索赔的论点有可能会越来越流行。

尽管如此,由于赔偿论本身存在的种种逻辑漏洞和不合理,通过诉讼程序达成索赔的可能性并不高,这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了国际舆论压力,并促成其国家形象恶化,影响力受限的结果。因此,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也不应仅是在法理上驳倒对方,而更多要以实际行动扭转当下外界对它的负面印象。

在短期内,中国可以重视并改善其食品安全法规,且调整其疫情通报机制,如果另一种产生于野生动植物的病毒出现,能够立即向国内和国际社会透明地发出通知。中国也应继续与世界分享疫情相关的信息,并投入资源领导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开发,帮助全球社会尽快渡过难关,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从中期来说,为了改善当前的国际形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应采取措施以帮助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此外,中国还可以在未来投入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建立起食品和卫生监管制度,以防止在世界不同地区再次发生类似的大流行。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确为当下世界所遭遇的灾难负有责任,不过,并不是因为疫情最初在中国爆发所产生的责任,而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和有能力的国家在人类深陷危机之际,应承载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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