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吁派私掠船打击中国 再现扩张历史里的海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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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现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的坎奇安(Mark Cancian),与学者施瓦兹(Brandon Schwartz)在2020年4月共同发表了《释放私掠船!》(Unleash the Privateers!)与《美国私掠是合法的》(U.S. Privateering Is Legal)两篇文章,呼吁美国应重新发放自1907年后就停止的“私掠许可证”(letters of marque),借以打击日愈茁壮的中国经济与海军,显示两位作者对中国的浓厚敌意。

美国学者呼吁用私掠船打击中国的经济,图为构成“一带一路”重要港口之一的广西钦州港。(新华社)

私掠船曾是欧美国家历史上流行的扩张工具,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特许的合法海盗。通过私掠船,既可以打击敌国贸易,还能积累自身资本,又可以替官方省下大笔军事预算,本质是国家暴力与商业的野蛮结合,绝非浪漫不羁的英雄史诗,不少殖民强权都曾靠私掠船大发利市。如1585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年)正式向遭西班牙逮捕的英国私掠船致送补偿信函,形同让私掠船合法化,造成大量海盗船在西班牙海岸与其美洲殖民地间劫掠,财政困窘的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利,这成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年)于1588年发动无敌舰队远征英国的理由之一。

有了英国利用私掠船厚植军事与经贸实力的经验后,欧洲各国也纷纷起而效尤。譬如法国,自1681年也开始发放私掠许可证,并规定政府可留取一至二成利润。结果此举让1692至1763年间,登记有案的法国私掠船高达23,201艘之多!光是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在1756至1760年就捕获2,500多艘英国商船,造成英国极大损失。1730年一封呈交给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年)的信函,写道:“根据历来为建造私掠船而制定的规矩,从未有过一条船不是通过订购数额微小的股份而募集资金的,这种集资方式使私掠船的受益者遍布王国的每个角落”,更揭露出资与分赃的专业化,促成股份公司的兴旺,罪恶又高效地推进资本主义发展。

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在英国私掠船骚扰下也疲于奔命。(Historic UK网)

因此,当英、法、荷兰等国筹组旨在通商的东印度公司,结果这些公司却不时抢掠彼此或第三世界的船只后,也就不教人太过意外。毕竟这本是欧洲国家最原始又最省成本的发迹途径,更何况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强权缺乏足够吸引域外买家兴趣的商品,自身却渴求东方的物产,因此为了弥补贸易亏损,自然会大肆抢掠好谋取暴利。

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东亚原有的政治与贸易网络,更因为欧洲国家刻意勾结当地海盗攻击彼此,使得治安更形败坏。而当海盗行径受挫于如中国这种组织严密、武力强大的国家后,才会逼得殖民者暂时安分些。比方荷兰首任殖民台湾的首长宋克(Maarten Sonck,1590─1625年),就在赶赴澎湖应付准备收复疆土的明朝大军后,写信向东印度总督卡彭蒂耶(Pieter de Carpentier,1586─1659年)抱怨道:“我的前任(指攻占澎湖的雷尔生,Cornelis Reyersen,?─1625年)在中国沿海弄得全中国对我们都极为忿恨反感,直把我们看作就是谋杀者、强暴者、海盗……用这种方式永远达不到通商的目的,我们相信,要用其他更温和的方法,才能通商交易”。但讽刺的是,即使在撤出澎湖后,荷兰人的通商方法也没变得温和多少,依旧亦商亦盗。

至于美国历史更是脱离不了私掠船,《美国独立宣言》里声明“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所谓的“一切行动”自然包含私掠船。根据统计,当时大陆会议建造的海军战舰不过才7艘,但委任的私掠船多达1697艘,若计入各州自行特许的数目将更惊人,而英国因此损失超过2,200艘商船。虽然美国海军很快就遭英国消灭,但民兵与私掠船发挥的巨大效益比,依旧令新生的美国执着不已。即使到了1812年英美战争与南北战争期间,私掠船仍在扮演美国联邦政府的海上打手。

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英军与美国私掠船相互攻击。(Library of Congress)

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对民用船只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虏获战利品的规则”,使私掠成为不可动摇的立国精神之一。而这也是坎奇安与施瓦兹敢于鼓吹重新让私掠船“合法”的原因,并称1907年后美国之所以不再发动私掠船,“是出于战略与政治考虑而非法律层面”。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巴黎会议上,英、法、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等国签署废除私掠船的《巴黎海战宣言》(Paris Declaration Respecting Maritime Law)时,美国坚拒加入,并认为这是蓄意孤立自己与侵犯“海洋自由”。

美国国务卿马西(William Learned Marcy,1786─1857年)还以看似维护和平的口吻发出照会:“作为永久建制存在的强大海军和大规模常备军,无益于国家繁荣,并构成了对公民自由的威胁”,所以美国在“陆上武装冲突中,主要靠志愿军;保卫海上贸易,则主要靠他们的商业船只”。美国总统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年)更干脆在国情咨文里强调废除武装私掠仅有利于海军大国,认为美国若加入将丧失反制强权的手段。

美国总统皮尔斯拒绝废除私掠船政策,渠认定这只利于海军大国且侵犯美国自由,故不愿签署《巴黎海战宣言》。(Library of Congress)

然而若换做自家人民面临海盗威胁,美国立刻又义正严词地控诉人权受损。比如北非巴巴里(Barbary)地区的海盗经常抢掠欧洲船只,1796年美国为救回遭阿尔及尔俘虏的107名船员,付出相当于国家支出十五分之一的64.2万美元赎金。1799年的黎波里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的高官头衔)还向美国索讨5万美元,并因美国仅付一半款项而抢掠一艘美籍商船。这些事端,都严重伤害美国经济与公民安全。

还有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在担任驻法大使(1785─1789年)时,不但得烦恼被俘虏的本国人民,更担忧女儿若渡海前来的话也会蒙难沦为奴隶。最后,杰斐逊于1801年总统任上派遣海军远征北非,并允许私掠船劫夺敌方船只,同时又喊出“宁用数百万防御,也不能行一分钱贿赂”的正义口号。但说穿了,美国最想保障的其实是地中海贸易的利益,以及避免无底洞式的赎金继续拖累财政。

正因为欧美诸国在崛起过程里,曾凭恃私掠船剥削敌国与第三世界,才得以快速积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能量。即使到了如今,南北国家的对立,仍旧呈现欧美核心体系剥削边陲地区劳动与智慧成果的海盗本质,只是改以政治、经济与思想意识的间接殖民包装得更无害。而美国学者的主张,则不过是这种撕去伪装后的自利真相,其动机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进步的焦虑和戒心,更来自欧美数百年来血腥发展的内在动力。巧合的是,这种暂时用自由主义包裹的蛮横逐利性格,早在1784年美国首艘航向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上便显露无遗。因该船本是1783年美国政府资助建造的私掠船,只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派不上用场,船主才赶紧变卖转为商船罢了。可见忽商忽道,实是帝国强权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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