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平民日记:从北京到塞尔维亚 疫区拍戏“难过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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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为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值此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经历令人悲伤,有些人的经历则可令人会心一笑。

《多维新闻》尝试联系那些愿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将其不平凡的内容予以呈现,希望能带读者更清晰地认识、理解、看待这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经历。

以下这段故事的主人翁Slavko Kalanj是一名塞尔维亚交换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最后一年本科生。2020年1月中旬,就在新冠肺炎引发全球关注之前,Slavko为拍摄其毕业作品,由北京飞回了塞尔维亚。

Slavko Kalanj在北京共居住6年:上了两年的中文课和四年的导演系本科,今年就要毕业。(Slavko本人提供)

塞尔维亚是中国最早派遣医务专家团队、最早予以物资支援的国家。其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在欧盟限制医疗资源出口之后痛批“欧洲团结只是童话”,转而向中国求援的演讲视频,在大陆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作为已解体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最主要的一部分,与中国在冷战期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及至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误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这些词汇,更在中国人印象中多了另一层含义。

近期以来,包括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中国内地各大主要资讯平台大量报道欧美疫情。而在这当中尤为特殊的一个国家,便是塞尔维亚。

4月初,在与多维记者的对谈中,Slavko以第一身讲述了他作为一名旅华留学生,在被病毒侵袭的母国拍电影的故事——一个充满了误解、沮丧和忧虑的故事。

其记录将分为上下两篇刊布。本篇为第一篇。

下篇:疫情下的平民日记:塞尔维亚电影人 封国后只能以尿片作口罩

2020年4月13日,一名戴着口罩的妇女从塞尔维亚国旗旁走过。当天,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播,塞尔维亚政府实施了宵禁。(AP)

COVID-19时代的欧洲生活

说实话,我离开中国后才知道疫情爆发了。从1月1日到13日,我一直在北京的顺义区拍电影。拍电影本来就是一种“自我隔离”。那段时间我们睡在摄影棚旁,就像在邮轮上工作一样与世隔绝:醒来后就去工作,下班后就去睡觉。第一次听说“COVID-19”是1月15日,当时我已在波兰华沙,等待转机回塞尔维亚。但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情况很严重。

当我第二天降落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我原以为会被检查,因为我的护照上有中国居留证。但我得到的只是海关入境专员的一个愉快微笑。她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然后说“亲爱的Slavko先生,欢迎回家”。

回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我以为会被检查。但海关入境专员只说“亲爱的Slavko先生,欢迎回家”。

Slavko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们准备在北京街头拍一场戏。(Slavko本人提供)

不过当我到家时,第一件事就是邻居嘲笑我是否携带冠状病毒。我一心想回家,也顾不上回答这种愚蠢问题。然而我很快就看到了有关病毒的新闻。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武汉出事的时候,我已经在塞尔维亚待了几天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去参加了我表姐的生日。这让我感到超级尴尬。因为平日我经常去表姐家,所以我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公寓。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们开玩笑地讲:“是Slavko!嘿,你染上了冠状病毒吗?”我很不喜欢他们这样问,于是便去找了我的侄女、侄子和姑姑,生日宴会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他们一起,只是为了避免那些与中国有关的笑话。

2020年4月13日,人们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广场上行走。(AP)

当我终于决定加入其他人的聊天时,针对疫情的玩笑便随之而来。我告诉他们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在中国生活了六年后,当他们取笑中国时,我会觉得他们是在取笑我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正在因疫情而丧命,他们却在将疫情视作玩笑。对我来说,并不可笑。

中国把我培养成了电影导演,我是在华留学生,我比99%的塞尔维亚人更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如果说中国人严肃对待一件事,那事态就真的很严肃了。

因为需要在3月期间拍摄毕业作品,我便去波黑待了一周。我的艺术总监(看待疫情)很认真,他也问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待我回到贝尔格莱德时,刚把车停好,我的邻居就说:“Hi Corona,你回来了!”我只是微笑。

2020年4月7日,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市萨拉热窝大学医院的一个分诊帐篷内,一名医生从窗帘后看出来。(AP)

刚把车停好,我的邻居就说:“Hi Corona,你回来了!”我只是微笑。

两个星期后,为了电影的拍摄,Krishna(北京电影学院的印度同学,1月初离开北京)从印度远道而来,尽管他被拦差点不能上飞机;摄影指导Tomek(北京电影学院的波兰同学)带着他的相机从波兰赶来了。但是,意大利的情况越来愈差。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整个欧洲都被吓坏了。我的艺术总监不确定他能不能来;波黑的男主角则想让我取消拍摄。可是,我真的不能取消拍摄,更何况,我可能很快就不够钱拍电影了。

我请制片人找寻口罩和消毒搓手液,想分给片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但他根本找不到口罩。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开始了拍摄。

自疫情爆发以来,不少欧洲国家也面临口罩严重短缺的窘境。(Getty)

因为新闻报道,片场的情况很紧张。病毒已经扩散至塞尔维亚、波黑、波兰、印度...... 整个世界都疯了。拍摄最后一天,男主角告诉我一个日期,在这之后他不愿继续工作,要返回波黑。他们的总统当日宣布,将于午夜时分在边境地区搭起帐篷,任何人入境都要在那里检疫15天。去过波黑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夏天,白天温度达到摄氏35度,晚上也需要穿上外套。现在是3月,若你住在帐篷里,最好的情况也只得摄氏10度。所以我没有抱怨,就这样让他走了。

在拍摄期间,只有我、Krishna和Tomek没看新闻。其他人都很害怕,因为政府推出了新的限制措施。而我们三人都曾在北京读书,所以大家也都有些害怕我们。虽然Tomek自11月起就在波兰,Krishna已经在印度待了大约40天,而我也已经在塞尔维亚度过了两个月。如果我们感染了病毒,早就出现病征了。

在欧洲,防护用品的使用最近才开始普及,本月开始一些欧洲国家鼓励公民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Getty)

可是人们真的害怕吗?一切有可能出错的事,都真的出了错。政府要求民众待在家里,但塞尔维亚人没有这个耐心,酒吧里挤满了人。我们在多瑙河边一间公寓拍摄,可以见到河对岸也挤满了人。药房是唯一把疫情当一回事的地方,人们互相对视,就像看敌人一样。你一进药房,职员就告诉你要与他人保持2米距离。

终于,我们拍完了最后一场戏,不知谁说了一句:即使在战区拍电影也比在疫区拍摄更容易,至少,你知道子弹会从哪里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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