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平民日记:塞尔维亚电影人 封国后只能以尿片作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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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为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值此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经历令人悲伤,有些人的经历则可令人会心一笑。

《多维新闻》尝试联系那些愿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将其不平凡的内容予以呈现,希望能带读者更清晰地认识、理解、看待这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经历。

为了完成毕业作品,Slavko(左)于1月中回到祖国塞尔维亚拍摄。当时他还不知道病毒的存在。(Slavko本人提供)

以下这段故事的主人翁Slavko Kalanj是一名塞尔维亚交换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最后一年本科生。2020年1月中旬,就在新冠肺炎引发全球关注之前,Slavko为拍摄其毕业作品,由北京飞回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中国最早派遣医务专家团队、最早予以物资支援的国家。其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在欧盟限制医疗资源出口之后痛批“欧洲团结只是童话”,转而向中国求援的演讲视频,在大陆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作为已解体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最主要的一部分,与中国在冷战期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及至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误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这些词汇,更在中国人印象中多了另一层含义。

近期以来,包括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中国大陆各大主要资讯平台大量报道欧美疫情。而在这当中尤为特殊的一个国家,便是塞尔维亚。

4月初,在与多维记者的对谈中,Slavko以第一视角的方式讲述了他作为一名旅华留学生,在被病毒侵袭的母国拍电影的故事——一个充满了误解、沮丧和忧虑的故事。

其记录将分为上下两篇刊布。本篇为第二篇。

上篇:疫情下的平民日记:从北京到塞尔维亚 疫区拍戏“难过战区”

4月10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座大楼冷冷清清。(AP)

3月16日,我们的电影拍摄终于结束。拍摄期间,整个剧组也会互相传短讯,检查健康状况。所幸没人出现过严重的健康问题。

贝尔格莱德市的商舖仍然开门,但此外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们去仓库拿道具的时候,那里的职员在打电动。他告诉我,只剩我们一个剧组了,我们是他们这段时间唯一的收入来源。

Tomek本应在第二天离开。但他的航班被取消了,因为位于华沙的机场已经关闭。好在我们又设法预订了17日下午2时飞往柏林的航班。之后的路程,Tomek将搭乘德国当地的火车,再徒步穿越边境,希望能找到送他回家的巴士。尽管路途艰辛,我们还是幸运的。

17日中午,我们来到贝尔格莱德机场,而我们的总统就在这时宣布会关闭机场,直到另行通知。好几个航班遭到取消。幸运的是,Tomek最终还是赶上了飞机。

他走之前给我留下一个口罩,我很高兴,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口罩了。回程路上,我顺道去我的音效师家里,交还一些材料。他问我有没有手套和口罩,听说我没有,他就拿出一个包裹,让我两样都拿一些。

我真他妈的运气好。

自疫情开始以来,欧洲国家都面临著口罩的严重短缺。(Getty)

之后轮到Krishna离开,他将飞回印度。抵达机场时,我们戴上了手套和口罩。一位保安说我们不能进入大楼。我问他卡塔尔航空的服务台是否在工作,他只是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机场已经关闭,没人能进去。”

Krishna想去大使馆,而我必须把电脑送去剪辑师那里,两人方向相反。剪辑师住在机场西北方的一个村落,印度大使馆则在南边,我选择往南走。路上见到一个加油站,于是我停好车,想给手机余额增值,再买包烟。

加油站里有几个人,但只有我与收银员戴了防护用品。收银员看见我的时候很害怕,眼里充满恐惧。除了手机增值和香烟,我还买了两樽果汁,路程总共一个小时,我需要喝点东西。我付钱的时候,收银员声音颤抖地问我:“你戴着口罩和手套,是生病了吗?为什么还这样在外走来走去?”我只是淡淡地回答:“我当然可以”。

上车后,我将手机递给Krishna,让他给大使馆打电话。趁着Krishna通话时,我们则往北边驶去,去给剪辑师送电脑。

我对收银员的行为感到很恼火。戴口罩出行,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事情,来到塞尔维亚就变得不正常。仅仅因为我佩戴防护装备,就意味着我感染病毒了吗?她也有戴装备,为何她不害怕其他什么也没戴的人呢?难道这意味着他们都是健康的吗?仅仅因为我戴着口罩和手套,我就变得很可疑?Krishna劝我冷静,但是我做不到。整整一天,我都在为这件事心烦意乱。

为了拍摄毕业作品,Slavko(中)于1月15日回到了塞尔维亚。当时,科学家还未正式证实新冠病毒人传人,武汉还未封城,北京也还未有确诊案例。(Slavko本人提供)

自从我回到塞尔维亚,人们就开始开我玩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看看自己是否像个亚洲人。一点也不像,不过拍戏的确让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这些日子里,我要承受周遭的压力,而且每日只睡4小时,让我看起来极度疲惫。

后来我冷静了下来,却还是无法理解塞尔维亚人的思维方式。第二天,我开车送朋友母亲去医院,再次戴上口罩和手套。我朋友的母亲则用棉质的纸尿片捂住脸。我们买不到口罩,只能想别的办法。

我在医院对面让她先下车,再去找停车位。往回走的时候,我见到路上有一半人都把围巾、纸尿片之类的东西套在脸上,还有一半的人根本不在意。

我走进药房,想买点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因我害怕再不采取措施,自己可能会生病。如今去看医生也并不明智。药剂师也戴了防护装备,她很高兴看见我也这么做。我告诉她在加油站的经历,她也劝我冷静下来,“大家都不明白在发生什么,我们从没面对过这样的事,但人们很快就会明白过来”。

4月13日,一名贝尔格莱德男子望向街头,对新冠肺炎的恐惧使贝尔格莱德市大部分活动减慢。(AP)

接下来几天,大家还是很怕我,还会问我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那时我已经不想再挑起这个话题。

亲爱的塞尔维亚人,当我告诉你们病毒已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时,你们仍旧乐此不疲。如今我们实行宵禁,从周五下午直到周一早上都困在家中,你们这时才总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终于,现在大家都去买口罩、手套和消毒洗手液。那些之前嘲笑我的KOL朋友,终于也开始告诫人们留在家中。

所以亲爱的读者,我可以告诉你们,欧洲民众现在都戴口罩,但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连在家里待一天都做不到,并且认为戴口罩的人都有病。人们受到生命威胁时,你很容易让他们听从指令。当初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们却没想到自己也可能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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