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基辛格】东亚秩序的变动之际 朝鲜历史上如何“选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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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关于世界秩序正在变动的说法,随着中国崛起甚嚣尘上。但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持续以“静态”的思想与眼界看待“动态”的世界,甚至避而不见。然而,新冠肺炎迎来全球大流行,似乎更加冲击“静态世界观”。4月3日,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基辛格的结论,多少带着美国精英对现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期许”。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世界秩序的变化有哪些现象依循?其中,被点名“秩序破坏者”的中国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之相关的行动者又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世界秩序的变动?以上的问题,《多维新闻》将以“围观基辛格”为主题,通过系列稿件加以探讨。本文为第三篇。

系列第一篇:【围观基辛格】瘟疫蔓延时 “盟军”尽失的自由主义世界

系列第二篇:【围观基辛格】无持球进攻:日韩应对变动世界的不吃亏战术

系列第四篇:【围观基辛格】致命ID:“人格分裂”的台湾

世界秩序的变化,并非如今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才会发生,在古代的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许多国际秩序转换的时期,特别是体现在朝代的更迭兴替上,除一般熟知的宋、辽、金、西夏、蒙古、渤海国之外,地处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918─1392年),面对列强环伺的虎视眈眈,又是怎么因应时局变化做出外交政策上的调整呢?

公元8世纪左右,东北亚地区高丽(Силла,绿色)、唐朝(Тан,橙色)、渤海国(Бохай,黄色)、契丹(кидани)、室韦、黑水靺鞨等国家/部落形势图。(许陈品/多维新闻)

宋辽相争 高丽借以自保的事大主义

唐代末年,朝廷對內无力节制地方节度使互相攻伐,对外羁縻的影响力也大幅衰微,地处唐王朝边境、朝鲜半岛上的新罗贵族弓裔(869─918年)起兵反抗新罗、建立泰封国(又称大封国、后高句丽),不久大将王建(877─943年)推翻弓裔,改国号为高丽,经过对后百济的战争与接收新罗敬顺王(927─935年在未)的“让国”,高丽王朝于公元936年一统朝鲜半岛。

然而,面对高丽西面逐渐崛起的契丹族,尽管双方曾有互赠礼物的友好举动,但当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国时,两国领土接壤、高丽失去北方屏障,且契丹有逐步向东攻略的态势,开始冲突不断。高丽太祖王建鉴于“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意即王建认为契丹曾与渤海结盟,后来又背信弃义将其灭国,不值得交往,遂与契丹绝交,故当契丹于942年送来50匹骆驼时,王建不仅将骆驼饿死,还把契丹使臣30人流放至海岛,从此两国交恶。

当宋朝建立后,高丽光宗(949─975年在位)便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的第三年(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遣使入贡,不仅采用宋朝年号,更建立了宗藩关系,这也是高丽从中国五代时期以来一直延续的外交政策─事大主义。宋朝积极拉拢高丽以牵制辽朝,阻其长驱南下全力攻己;另方面,高丽为求自保,亦努力与宋朝交好,宋与高丽之间形成紧密的外交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丽观察到宋辽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自己既需要宋朝的绫绢、锦罗、白绢、礼服、瓷器、金银器、酒、书籍、乐器等大量精美工艺品,促进本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发展,又希望近邻的辽朝不会轻易攻己,所以在两强对决时并未彻底的“选边站”或“一边倒”。

高丽有时向宋朝修好、称臣纳贡,有时又迫于辽的军事力量而被迫臣服,奉辽为正朔。台湾史学研究者张幸如认为,高丽反而是自在游走于辽、北宋两强之间,既顾全了辽在高丽的宗主权,使高丽的国防安全无虞,又可得宋朝方面文化与经贸上的利益。这种深具弹性的外交政策,使其不但未变成辽宋二国相争下的牺牲者,反而成为辽、北宋、高丽三国中的最大赢家

迨女真势力在中国东北崛起、建立金朝,高丽看辽朝国势日衰,随即停止奉辽为正朔的外交举动,并在辽亡金兴的国际秩序变动时刻保持了观望,为的还是秉持“事大主义”:首先要先辨别谁才是该事奉的大国。因此,当宋朝欲重新对高丽国王册封时,高丽予以了婉拒,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辽朝彻底亡于金,金兵大举南下攻宋时,高丽亦拒绝了北宋以经济为诱因的乞援,意味着高丽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文化和经贸需求的顺位只能退后,并在宋、金之间做出了抉择:奉金为上国,并上表称臣、纳贡。这不仅保证自己的国祚绵长、寸土不失,还在辽金战争时取得了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百年间无重大战事。

时过境迁,到了元朝末年,虽然蒙古铁骑已无建国之初的威风赫赫,但退往北方草原的北元政权仍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势力,所以即使在朱元璋(1328─1398年)建元称帝后,高丽虽出兵元朝在咸镜道的双城总管府、杀死元朝派去的使者、停用元顺帝“至正”年号,亦遣使明朝要求册封、奉明正朔,但在恭愍王(1351─1374年在位)遇弒后,再次转向亲元,实行两面外交,如辛禑王在位14年(1374─1388年)里,高丽先后9次遣使至北元告丧、谢册命、贺节日、贺郊祀、贺改元等;北元也曾10次遣使高丽,或册封,或诏告改元、颁敕,以及企图联合高丽进攻明朝。

后金龙兴 朝鲜却以“再造之恩”一面倒向了明朝

在李成桂(1335─1408年)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后,即使“事大主义”依然被奉为国策,但《南风窗》东亚事务观察员赵博渊认为,该国策执行到王朝中后期,未能审时度势、教条化严重,最终演变成不容侵犯与修正的政治正确,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最终导致屈辱地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由于明军积极介入“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1592年、1598年),终将日军逐出朝鲜,使“藩邦”得以“再造”。朝鲜举国上下在慕华、事大情感中更增加了强烈的感恩思想,对明朝的认同更进一步,称“万历再造之恩,将百世不可忘也”,并仿朝鲜社稷坛建立“大报坛”,采用祭天的礼仪,但规制却比社稷坛还要高,其隆重程度也远高于宗庙祭祀,以祭祀、纪念明神宗的“再造之恩”。

公元1636年,清军兵临朝鲜汉阳城下,朝鲜仁祖避居南汉山城的守御将台。(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因此,当明军在萨尔浒之战(1619年)大败,朝鲜仁祖(1623─1649年在位)未能认识到后金已崛起成为新的大国,却持续奉行反后金亲明朝的政策,终止与后金的贸易,同时允许明将毛文龙(1576─1629年)以朝鲜铁山城为根据地,不断袭扰后金,致使1627年、1636年皇太极(1592─1643年)两次发兵攻打朝鲜,并兵临朝鲜京城汉阳府(今韩国首尔市),朝鲜仁祖只好出走至南汉山城避难,最后出城投降(丁丑下城),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大礼,被迫同意长子、次子至清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作为人质、还需向清朝称臣、朝贡,丧权辱国。

综观高丽、朝鲜两个历史上的王朝,借由“事大主义”,在东亚国际局势变动之际,以小国之姿游走于各方之中、不轻易“选边站”,保持外交弹性,不但保全自身且获得好处。然而,像朝鲜仁祖时选择“一边倒”倾向日薄西山的明朝,后果将是灭顶之灾。以史为鉴,什么才是理性且负责任的抉择,已经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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