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 新冠疫情的政治思想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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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闻名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初接受法国《观点报》(Le Point)访问时直认“新自由主义已然死去”,而这场疫情所显示出的是人们需要“一个强大国家政府”。

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直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扣连,不过福山早在2007年就曾在《卫报》撰文指出他口中的“历史终结”是终结于有着自由市场的民主体制,而在美国标准而言过于管控自由市场的欧盟才更切合他“后历史时代世界”的想法。

当时,在福山的眼中,“如果一个社会想切合现代,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体制之外并无其他选项”,而类似欧盟般“超越主权和传统权力政治”、“建立跨国法治”的全球化尝试,更是历史结终的标志。

自由民主体制不再是“终点”?

13年后的今日,专权体制下的中国抗疫成就难以否认,而不少自由民主国家却未见同样成就,福山也不得不为其过去的想法作出辩护和解释。

福山认为,中国的抗疫成就,并不代表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一国抗疫成功与否的要素在于国家有没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与“有效的医疗政策”,而这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关系。他就举出德国、韩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抗疫有成例子为证。

《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标题取得甚佳,正如尼釆“上帝已死”的豪言一般,让福山一举知名全球。(Twitter@FukuyamaFrancis)

不过,当福山能够这样解释中国体制的抗疫成就,其实也就是显示出他不能普遍化其“自由民主体制为历史终结”的论述——至少在抗疫所显示出来的管治成果方面来看,自由民主体制在这个维度之下已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选项”。

虽然福山依然认为此刻西方民粹主义崛起,重新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只是“弱化了的既有理念”的重现而已,因此更加证明“我们”活在自由民主制度这个“历史终结”之中。可是,这里的“我们”似乎已难以将中国包括于其中。

“大政府”的回归

同时,福山将抗疫之成归功于“强大国家政府”的角色,也显示出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以国家政府为主要敌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正如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社会逐渐接纳“官办全民医疗保险”等“大政府”政策主张的既有趋向一般。

可以说,新冠疫情让人民重新发现了“政府的关键角色”,正式为新自由主义既有的衰败划上句号。这在美国共和党政府疫情之中向人民发放福利、救助企业,并要求航空企业以认股证方式取得政府就业补贴之中就明显可见。

福山本人更预言,未来的世界将回到1950至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各国除了有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之外,还有着有效的政府机制,去舒减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福山本人的Twitter头像。(Twitter@FukuyamaFrancis)

“去全球化”随之而来

在新自由主义衰败之下,全球化当然也不能幸免。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3月时就曾明言:“这场传染病大流行显示出,一些商品和服务必须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我们的食物、自保与维持既有生活方式的能力交托他人,是愚蠢的行为。”

在自由市场的法则之下,一时之间的成本考量就是一切,因此不少医疗用品的生产都集中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例如法国于2009年曾有过16亿个口罩的战略储备,后来却因成本考量而由之逐步将之降至2019年底的1.4亿个——新冠疫情来袭却显示出自由市场下的全球化趋势必须有所限制。

如果同一套“自给自足”的逻辑在医疗产品上适用,我们似乎难以阻止它逐步蔓延其他关键产业。曾经否定德法两国组成跨国高铁巨企的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就表明将推动立法阻止外国支持的企业收购欧洲公司。德国的抗疫救市拨款也预留了1,000亿欧元用作阻止外国趁德国企业股价下挫而作出敌意收购。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针对医疗物资指出:“尽管这类产品的市场如今设于亚洲,但是我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能力,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属于我们的生产支柱。”(路透社)

福山认为,在疫情之前,“去全球化”的风气已在——例如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疫情只让这种反思来得更急而已。不过,他认为去全球化不会让国际贸易回到数十年前的景况,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历史本身就没有终结

这一句“程度的问题”正正显示出政治、经济思想的本质。无论是自由民主体制,还是专权体制,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主张“大政府”的国家主义,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其实这些概念都活在柏拉图的天堂之中,不能在现实世界找到。我们能够在现实世界找到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国家,当中的某些制度比较有自由民主的成分,另一些却比较有专权的成分——这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因此,说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犯上了类别错误。

当然,熟悉黑格尔的福山喜欢将历史的发展配上一道理性的轨迹。如果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理性的,如果理性的作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有目的的。对于福山而言,这个目的也许就是在尘世不能得见的、完美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永恒存在的“最终目标”。

不过,正如福山2007年在《卫报》文章所述,他对于为何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终结的解释,是在于“没有其他选项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一种说法,似乎已被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同结果所击倒。因此,福山也就难以再有力地声称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

其实,即使只谈各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它们其实一直在追寻着两个不可或缺却互相冲突的目标,一是“自由”,二是“平等”。过多的自由带来了不平等,过多的平等又带来了不自由。这永远一种没有终点的摆荡与发展。在1992年《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发表后近30年的今天,福山竟亲眼目睹了这个愈发明显的钟摆活动,也许就不得不重新修正其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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